闕海 收拾《儀禮注》出找九宮格書暨媒介

闕海 收拾《儀禮注》出書暨媒介

 

 

 

書名：《儀禮注》

作者：［東漢］鄭玄 注；闕海 收拾

出書單位：商務印書館

出書時間：2023年1月

 

【內容簡介】

 

《儀禮》，秦漢時代稱《禮》《禮經》，是關于晚期中國政治社會生涯各方面禮儀的典籍，觸及貴族（重要是士）生涯的各個方面，是研討晚期中國政治、文明、社會的焦點典籍，家教也是當今文史哲研討的基礎經典之一。《儀禮》注家眾多，而皆宗鄭玄，鄭注是明天研討《儀禮》者最主要和最權威的參考。本次收拾以四部叢刊本爲藍本，以覆宋嚴州本、張敦仁本爲校本，并參考了阮刻《十三經注疏》。同時，對《儀禮》進行了分段標識，標注章義，使閱讀加倍便利。

 

【收拾者介紹】

 

 

闕海，畢業于復旦年夜學，歷史學博士。學術興趣集中在秦漢小樹屋思惟史、晚期經學史和讖緯文獻研討等方面。

 

【目錄】

 

儀禮卷第一士冠禮第一

儀共享會議室禮卷第二士昏禮第二

儀禮卷第三士相見禮第三

儀禮卷第四鄉飲酒禮第四

儀禮卷第五鄉射禮第五

儀禮卷第六燕禮第六

儀禮卷第七年夜射第七

儀禮卷第八聘禮第八

儀禮卷第九公食年夜夫禮第九

儀禮卷第十覲禮第十

儀禮卷第十一喪服第十一

儀禮卷第十二士喪禮第十二

儀禮卷第十三既夕禮第十三

儀禮卷第十四士虞禮第十四

儀禮卷第十五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儀禮卷第十六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儀禮卷第十七有司第十七

 

【1對1教學收拾媒介】

 

《儀禮》《周禮》《禮記》三書合稱最早見于《后漢書·儒林傳》。三書雖號《三禮》，實則各自側重分歧，與《周共享會議室禮》《禮記》比擬，《儀禮》重要記載各種禮儀場合的儀節，是“最有本質性的書籍”（japan(日本)學者池田末利語）。

 

《儀禮》在漢代只稱《士禮》《禮》或《禮經》，據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鄭玄注《儀禮》時徑稱篇名，而洪適《隸釋》稱東晉 戴延之謂之《禮記》，《儀禮》之名后起，大要已經要到東晉時代了。

 

關于《儀禮》的流傳。漢代以前，《儀禮》聚會場地流傳情況已經不克不及確知，《史記·儒林列傳》云：“《禮》固自孔子瑜伽場地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同時，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說法，“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式，舞蹈教室惡其害己，皆滅往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年夜壞”。《史記》《漢志》所說有想象的成分在此中，但有一點卻可以確定，在先秦時代，《禮》就已經不完備了。

 

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今文寫定，到了宣帝時，后倉傳于年夜、小戴、慶普，三家皆立于學官，后來年夜戴傳與徐良；小戴傳與橋仁、楊榮；慶普傳與夏侯敬及其族子慶咸。共享空間在西漢，《儀禮》遭到特別的重視，司馬遷稱“《年齡》者，禮儀之大批”，觀《漢書》中所稱引的“《年齡》之義”瑜伽教室，多與《儀禮》合，可以證明司馬遷所言非虛，也折射出西漢人重視《儀禮》，以及《公羊》中所稱引的“禮”多與《儀禮》相合。元帝開始，由于托古改制的逐漸展開會議室出租，《周禮》也逐交流漸被重視，到王莽時達到飛騰。王莽托古改制，簡直到了對《周禮》科學的水平，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儀禮》的位置有所降落。到了東漢，二戴之學雖然被立于學官，并且傳承不絶，中間甚至有習慶氏學的曹褒制作《漢禮》，但旋即被廢除而不克不及實行。《儀禮》之學在東漢總體呈現不斷陵夷的趨勢。由此可見，《隋書·經籍志》言“三家雖存并微”絶非無的放矢。

 

到東漢末年，鄭玄遍注群經，雜采今古文爲其所習之小戴《禮》作注。所謂雜采今古文，就是他在收拾過程中參考了今古文兩種簿本彼此參照，文字有異，則“取其義長者”，賈公彥指“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并之，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即今文在經……于注內疊出古文……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今本《儀禮》。不過，需求特別交接的是，沈文倬師長教師在研討武威 漢簡《儀禮》之后，認爲鄭玄雜采之說乃賈公彥的懂得，實際不克不及成立。爲行文的便利，我們權且依然采用傳統說法。

到了南北朝時代，經學分爲南北，但“禮則同尊于鄭氏”，由于東晉以來門閥世家的興盛，禮學在南講座場地朝尤其遭到推重。據《南史·儒林傳》記載，當時的學者基礎上都通《三禮》或之一，而小樹屋尤其重視對《喪服》的研討，此中雷嗣宗于《三禮》之學最爲精曉，時號稱“雷 鄭”。直到明天，南朝諸多論禮的細節還見于《通典》之中。北朝的《儀禮》之學，“《三禮》并出遵明之門”，這個遵明就是北魏的年夜儒徐遵明，徐遵明傳李鉉，李鉉傳熊安生，“其后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除徐、熊一系之外，還有北周 沈重，爲當世儒宗，撰有《儀禮義》三十五卷。雖然南北朝禮學茂盛，可是由于資料的散佚，明天已經見不到完全的南北朝《儀禮》注釋文獻了。

 

進進隋朝，南北學隨政治統一而趨向于統一，當時最有名的禮學家當推張文翊，本傳稱其“特精《三禮》”，可見當時一定還有其他爲數不少的禮學家存在。唐代 貞觀年間，先是唐太宗下旨編纂《五經定本》，后又下旨編纂《五經義疏》，到高宗時又再修而改名曰《五經正義》，至永徽四年（六五三年）修成。但這部《五經正義》在《禮》的選擇上卻選擇了《禮記》而非《儀禮》加以注釋，可見當時《三禮》位置之起落。雖然有高宗時代的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賈公彥采前代諸家之說而撰定《儀禮注疏》五十卷，可是《儀禮》的位置依然沒有是以獲得晉陞舞蹈教室，唐中葉以后，《儀禮》之學式微，韓愈號爲“一代文宗”，卻依然說：“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分歧，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普通學者對此學之畏，可以想見。

降及北宋，儒者于《禮》庶幾不講，至使賈疏剝蝕乖舛，幾不成讀。加之王安石時罷往《儀禮個人空間》學官，此學更是陵夷。南宋時，張淳校訂《儀禮》，撰成《儀禮識誤》，《四庫撮要》稱其“最爲詳審”；李如圭撰《儀禮集釋》十七卷，全錄鄭注，且旁征博引，多發賈疏未發之覆；魏了翁又撰《儀禮要義》五十卷，其書取注、疏精華，《四庫撮要》稱“其書梳剔爬抉，于學者最爲有功”；至朱子時，其與門生黃榦撰《儀禮經傳通解》，可稱《儀禮》元勳，不僅分門別類將各種《儀禮》的經傳注疏資料匯編在一路，並且將古書中的相關資料附于其后，使雜亂的小樹屋資料歸于統緒，便于閱讀。朱子在《論修禮書》中介紹了本身的設想以及完成的任務時說：“《儀禮》，禮之最基礎，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 漢高低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于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于前，而附《禮記》于后。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余篇。若其余《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軌制處，亦當采取以共享空間益之。”

 

元代取士不消《儀禮》，唯有吳澄撰《儀禮逸經傳》及敖繼公撰《儀禮集說》，而又以敖繼公最爲主要。不過敖氏每于鄭說處立異，刪鄭玄注中其以爲分歧于經者，更爲立說，顯然不是一種客觀平實的治學態度。明代學風疏闊，《儀禮》只要寥寥數家，郝敬的《儀禮節教學解》盡棄注疏；朱朝瑛《讀儀禮略記》甚至于經文亦不盡錄，并且沿襲敖繼公、郝敬之說，幾無可取。

 

到了清代，漢學復興，特別是乾嘉時代，更是經學年夜盛。乾隆即位后不久，即編纂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后又編纂《三禮義疏》，此后研討《儀禮》者不成勝記。此中張爾歧《儀禮鄭注句讀》、萬斯年夜《儀禮商》、吳廷華《儀禮疑義》、蔡德晉《禮經本義》、亂世佐《儀禮集編》等多能發明疑意，或輯前代諸家之說存之；甚至作爲文章家的“桐城派”方苞也于《儀禮》用力甚勤，撰成《儀禮析疑》一書，多有發明。別的，另有專門研討《儀禮》某些內容的專書，如江永的《儀禮釋宮增注》、程瑤田《儀禮喪服足征記》。清代《儀禮》學術著作在此之外，尚須說起三部主要著作，那就是胡培翬的《儀禮正義》、張惠言的《儀禮圖》和凌廷堪的《禮經釋例》，三部書分別從義、圖、例三個方面對《儀禮》進行了系統的研討聚會場地，可謂是《儀禮》之津筏。到了清末，張錫恭集禮學之年夜成，其《喪服鄭氏學》發明鄭義，多能闡發舞蹈教室鄭玄注釋的精微之處，張舜徽就認爲：“與錫恭同時友善、同爲《禮經》之學者，有吳縣 曹元忠、元弼兄弟。元忠著有《禮議》，元弼著有《禮經校釋》《禮經學》，而皆不及錫恭之精。”

 

關于版本。《儀禮》在漢代畢竟是多麼面孔，底本不知，幸地不愛寶，武威 漢簡《儀禮》的出土爲一探《儀禮》的原始面孔供給了能夠。陳夢家認爲武威漢簡《儀禮》是慶氏1對1教學之學；沈文倬在《禮漢簡佚文家教釋》中又對照鄭注本對漢簡《儀禮》進行了詳細校勘與研討，認爲漢簡本是一個分歧于二戴及慶氏學的簿本，它應該是一個古文隸定中摻進了今文的簿本。鄭玄雜采今古文注釋《三禮》之后，即構成了今本《儀禮》。唐代 賈公彥《儀禮疏》則爲單疏本，此群經皆然。唐中葉以后，《儀禮》之學陵夷，斷爛殘編。北宋 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年），呂蒙正上邢昺、孫奭校訂的賈疏，這就是現今所知最早的《儀禮疏》景德官本（清代 汪士鐘影刻此本，后支出《四部叢刊私密空間》瑜伽場地中），但《儀禮》之學陵夷已久，雖經邢、孫等人校訂，依然多有錯訛舛奪之處。明 嘉靖交流時，陳鳳梧爲閱讀之便，將《儀禮》經注疏合刊，這是《儀禮》經注疏合刊之始，后應檟本、李元陽本、萬歷北監本、汲古閣本均以此爲講座場地祖本，且對于合刊情勢也因襲不替。陳本雖有閱讀之便，但錯訛之處仍不勝枚舉，受批評甚多。到了清代，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以明監本爲基礎刊刻了《十三經注疏》，由于這項任務是在武英殿進行，所以這個簿本被稱爲武英殿本。嘉慶時，當時的江寧知府張敦仁延請顧廣圻校訂景德官本、嚴州本，并在此基礎家教上據唐石經、朱熹《通解》等校訂經注疏文字，最后于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年）匯聚成張敦仁本《儀禮疏》，此中所缺六卷（三二—三七）以宋 魏了翁《儀禮要義》補足，其他缺葉則以明本補足，依景德官天職爲三十卷，這個簿本，可以說是《儀禮注疏》版本中，最主要的一環交流，私密空間其編校體例嚴謹，是顧氏文獻觀點的直接體現，也獲得了當時的認同。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年），阮元組織重刻《十三經注疏》，即直接以張敦仁本爲藍本進行翻刻，推許之義，可見一斑。在此基礎上，阮刻又綜合其他各本，構成了完備阮刻本。由于阮刻本所見完備，且校勘詳細，是以，它是今朝流傳最廣的簿本。

 

本次收拾，以《四部叢刊》影印宋本爲藍本，參校嚴州本、張敦仁本、阮刻本等。爲了表白《儀禮》各個儀節，還參考了胡培翬《儀禮正義》、古人楊天宇、彭林等的結果對經文進行了分節。因爲叢書明確爲要爲大師供給一個讀本，從1對1教學這樣的角度出發，收拾者在收拾過程中參考校本做了簡單的校勘任務。

 

本次收拾過程中，復旦年夜學研討生于金鐸同學做了大批實際任務，謹致謝忱。

 

由于程度無限，收拾過程中的一切錯誤，均由收拾者負責。

 

 

收拾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