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艾青
艾青曾說：“假如，我不餐與加入右翼美聯，就不會被捕進獄，沒有監獄生涯，就不會寫詩，就不會從習畫改作詩，成為一個寫詩的人。”［1］可見，右翼美聯的經過的事況是艾青人生中的主要一環。艾青在一二·八事情時回國，參加中國右翼美術家同盟后，介入創建春地畫會。這一時代，艾青創作《烏脫里育》等文章，提倡普羅美術。“春地畫展”之后，艾青被捕進獄。階下囚的生涯，使得艾青掉往繪畫的前提。他在獄中借助詩歌表示對公民黨政府的控告、對休息者的同情，以及對不受拘束和美妙生涯的尋求。而今朝關于中國右翼美術家同盟的研討較少，《艾青選集》等材料中也存在著過錯。本文將對艾青參加右翼美聯的緣由作進一個步驟剖析，對其在美聯的創作和實行停止考辨，探討20世紀30年月初上海的生孩子語境與艾青的藝術運動之間的互動關系，考核艾青從繪畫到詩歌的轉向是若何折射出作家的個別選擇與變更的汗青之間的復雜磨合，以及艾青的藝術理念和詩學經歷包含著如何的對實際和藝術的超出性思慮。
一 艾青與春地畫會
1929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加大力度對右翼文藝任務的引導，積極籌建右翼文明集團。許幸之等人以中華藝年夜為據點，結合滬上右翼青年，提倡新興美術活動。夏衍曾提到“美聯”成立前上海美術界的概略，“年夜反動掉敗后，上海一帶曾經有了幾個提高的美術集團”［2］，包含朝花社、一八藝社、時期美術社等。1930年，公民黨政府加緊對右翼文明運動的彈壓，查封北國社、上海藝術劇社等社團，公然出書的左聯機關刊物基礎被查禁。“美聯”［3］便成立于這種白色可怕的壓力下。《紅旗日報》1930年9月發文先容美聯成立的基礎情形［4］。于海［5］根據中國右翼美術家同盟的運動成效，將美聯的運動時光分為兩個時代，一是1930年7月底8月初到1931年頭，這時美同盟員重要的運動是為了共同反動宣揚寫口號、撒傳單、會議游行等。而“跟著城市武裝起義打算的掉敗，上海公民黨革命派政府的白色可怕日益減輕，美聯的運動也愈來愈難以展開。盟員疲于奔命，也逐步寥落雲集”［6］。第二個時代是從1931年夏一八藝社的同窗到上海展開覽會，到1932年7月春田漢輔助恢復美聯。這一時代，美聯在名義上回上海右翼文明界總聯盟［7］引導，現實上是在自行計劃運動，成立“春地繪畫研討所，目標是經由過程美術運動來展開反動任務”［8］。
春地畫會是美聯恢復后的主要陣地，艾青參加美聯后的年夜部門舉動都與之相干。九·一八事情后，右翼文藝集團頒發宣言抗議japan(日本)的侵犯行動。美聯的宣言中說“看對此越日帝國主義防禦中公民眾活動有所表現”［9］。1932年4月11日，美聯回生年夜會“已開端深刻工場中餐與加入工人畫報等任務”［10］，并積極共同那時文總組織下的“紅蒲月”運動——“美聯事後畫了畫報、連環畫小冊子，在文總的引導下，搞‘飛翔會議’。在南京路的一條歧路上，差人所不留意的處所，大師湊集在街道演出講、披髮傳單，高呼標語”［11］。1932年1月28日，艾青從法國馬賽港搭乘郵輪出發回國，此時正值一·二八事情［12］。5月5日，公民黨當局與japan(日本)簽署《上海寢兵協議》［13］，艾青對此也有所回想［14］。艾青抵達上海后，住在西途徑西城里。“由于左聯的協助和魯迅師長教師的鼎力支撐，‘春地畫會’得以成功的成立”［15］，“會址定在上海法租界西途徑山東會館四周的充盈里4號”［16］。5月16日《文藝消息》停止了相干報道［17］。5月22日，艾青正式掛上“春地藝術社”木匾。春地畫會是右翼美術同盟轉進地下后所組織的第一個小型藝術集團，“骨干是原一八藝社研討所的成員，有于玉海［18］”［19］、艾青［20］和江豐等。
5月26日，艾青假名“莪伽”參加中國右翼美術同盟，被編進第四組第二特組，并列席美聯第六、七次履行委員會會議，會商組織和宣揚題目。5月30日，《文藝消息》上刊登春地美術研討所征求社員的啟事《陽春年夜地 待爾勤耘》［21］。春地畫會的學員不只需求進修人體、石膏等實行內在的事務，也要進修藝術概論等實際，還要進修外語和其他社會迷信常識。艾青那時是春地藝術社的任務教員［22］。春地藝術社的“畫室擺設亦極為粗陋，只要三四具木制畫架，一只小小的寫字臺，一條凳子，加上不知從哪里借來的一塊小黑板，先生們上課則席地而坐”［23］。春地藝術研討會成立后，運動經費一度缺乏。“馮雪峰了解后，便將此事告知魯迅，魯迅表現愿意每月捐助20元給春地藝術社”［24］。“教員無額外支出”［25］，“生涯完整沒有保證。反動的藝術青年，在那時年夜都是有錢大師花、有飯大師吃”［26］，“只需情投意合即可隨時餐與加入”［27］。盡管春地畫會的前提艱難，仍是吸引了一批富有反動豪情的青年，積極展開講授和文藝運動。
春地畫會中最有代表的一次舉動即是六月的展覽。6月17日至19日，春地美術研討地舞蹈教室點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樓上舉行展覽。此次博覽會獲得魯迅的支撐，展出中國木刻百余幅，此中包含陳鐵耕、江豐等人的木刻作品，以及魯迅供給的德國木刻數十幅。《文藝消息》報道此次展覽，稱其為“中國木刻活動之一新階段”［28］。魯迅不是美聯的倡議人，卻可以說是右翼美術活動的現實引導人，他把右翼美術青年慎密地連合在他四周。此次展覽，是艾青與魯迅的獨一一次來往。6月26日，魯迅“同廣平攜海嬰往青年會不雅春地美術研討所博覽會，買木刻十余枚，捐泉五元”［29］。陳卓坤也提到魯迅介入此次展覽［30］。艾青在此次博覽會上展出一張抽象派的畫。那天正好是他值班，在簽名簿上看到魯迅的簽名，便陪魯迅觀賞。而魯迅“并不了解我是誰”［31］，“看完之后捐了五元——會場要出租錢。我把‘收據’給他，他靜靜一揉就扔失落了”［32］。
“春地畫展”之后，美聯剛迎來反動美術活動的飛騰期便當即遭到損壞。7月初，公民黨政府與法租界針對之前大眾的請願游行運動，結合睜開抓捕舉動。“七月十二日早晨，‘春地畫會’正在上世界語課，忽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襲擊，停止了半個小時的搜尋之后”［33］，艾青、江豐、于海、黃山定、李岫石等美聯骨干成員被抓捕，春地畫會自願閉幕。關于被捕的緣由，江豐回想“此次博覽會停止后在應考先生時，活著界語班里混進公民黨間諜。”［34］而葉籟士則說是由於語聯刊物上的鐮刀斧頭記號［35］。后來艾青回想被捕的經過的事況時說，他曾在被搜尋出美術宣揚品的時辰跟法國巡捕爭辯［36］。春地畫會的查封，使得美聯遭受嚴重的損壞。1932年6月20日，《文藝消息》註銷第60期之后也復刊，與美聯相干的運動便少有公然的報道了。1935年10月，艾青出獄時正值上海木刻活動的復蘇階段。艾青出獄后先到上海與俞福祚會晤，之后便回到金華，走上反動詩人的途徑。
二 艾青的右翼美術批駁
艾青參加“美聯”后，所寫的關于美術的批駁并未幾。可以留意到的是1932年的《烏脫里育》。文中說起法國野獸派畫家烏脫里育是有藝術稟賦的。烏脫里育善於刻畫巴黎小手產業者等小市平易近的生涯，而這些場景在他的筆下是衰頹的，畫面的背后藏匿著時期的殘暴斗爭。艾青說道：“作者的藝術的命運是和這城市平易近的命運相聯絡接觸著的，在此刻，我們能看見的生孩子機構已敏捷的在變革的此刻，這作家是會同著小市平易近的社會階層，敏捷的趨勢消亡的吧？”［37］那時《文藝消息》開辟“美術”專版，同時登載的《“農人戰鬥”與“織工暴亂”》［38］中提到珂勒惠支的兩幅作品反應了勞苦階層的苦楚，而違忌［39］的《普羅美術作家與作品》［40］以為無產階層的美術將在勞苦群眾的所有人全體中發展。這三篇文章都明白否決本錢主義的美術，倡導階層斗爭和平易近族反動，以為美術應該與平易近族的命運相連。這也反應出1930年月右翼美術思潮的一年夜特征是在發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重視情勢的古代主義伎倆被改塑，“文藝民眾化”成為主要的訴求。美術家們試圖經由過程繪畫、教導等方法，擔當起對大眾的領導和發蒙的義務。
右翼文藝思潮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文藝思潮，20世紀20年月在japan(日本)、法國、英國、德國等國度方興日盛。不少藝術家直接參加反動的行列，1922年莫斯科便呈現“右翼藝術戰線”。這種提倡無產階層美術的不雅點早在20世紀20年月末便在中國獲得譯介和傳佈。這一時代，國際呈現“普羅文藝”“民眾文藝”“無產階層文藝”等概念，其所指向的是對政權的批評和對民眾的追蹤關心。隨同著“反動文學”的論爭，一些蘇俄文藝實際也被先容進國際。例如魯迅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41］和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42］便體系論述包含階層屬性在內的藝術創作的屬性題目。《民眾文藝》《開荒者》《藝術》等刊物也有興趣識地先容國外普羅美術作品，宣傳新興美術活動，傳佈反動理念。1928年和1929年，許幸之等人在東京舉行普羅美術博覽會。葉以群說道：“我們將可看見對那向著崩頹的深淵中奔往的，搖動著的本錢主義——尤其是japan(日本)的——有著如何的曝露和反應。”［43］1930年許幸之指出新興的美術活動不是純真的美術題目，“而是階層關系和階層認識的題目”［44］，并再次誇大“不克不及分開新興的階層的反動活動”［45］。沈葉沉頒發《比來世界美術活動的趨向》［46］等文章，宣佈普羅美術活動的必定性。
艾青的右翼美術批駁的不雅念呼應了那時平易近族反動和階層斗爭的情勢，也表現出前鋒性的美術認識。一方面，艾青留意到那時魯迅所倡導的“口角底鋒利”的版畫技法。1929年魯迅評價惠勃“通不雅全部，則是優美的發光的白色標誌，在一方純凈的玄色地子上”［47］，之后也提到“口角配列”［48］和“口角底鋒利而明白的影和曲線”［49］。艾青的《一個黑人姑娘在歌頌》等詩中便應用口角對照來轉達情感，在回想與江豐的經過的事況時寫下“版畫一樣口角清楚”［50］。另一方面，艾青能看到野獸派的技法，又表達出將這種古代的顏色和筆觸與反動敘事、展示民眾生涯相聯合的訴求。20世紀30年月中國畫壇便呈現一些具有古代主義作風的社團，例如決瀾社、中華自力美術協會、臺蒙畫會等。上海的中華藝術年夜學作為右翼年夜本營，“藝術空氣很是活潑，從巴黎到東京傳來的新派繪畫印象主義、后期印象主義非常風行”［51］。艾青在巴黎的三年，“愛上‘后期印象派’莫內、馬內、雷諾爾、德加、莫第格里阿尼、丟飛、畢加索、尤脫里俄等等。激烈排擠‘學院派’的思惟和反封建、反守舊的認識聯合起來了”［52］。艾青不只提出木刻需求跟抗日的時期請求、平易近族束縛相聯合，還倡導技法上要“從蘇聯版畫或從西歐版畫中往吃苦進修”［53］。
艾青美術不雅念的構成也與之前的經過的事況互相關注。艾青從小愛美術，對工藝美術有好感［54］。“五四”時代，“一本油印的《唯物史不雅淺說》，使我第一次取得了馬克思主義階層斗爭的不雅念”［55］。艾青“一年級的繪畫教員是學吳昌碩的張書旗”，“十八歲時，考進國立西湖藝術學院”［56］。那時的院長林風眠［57］激勵艾青往國外進修。艾青在巴黎的生涯是窮困的，他半工半讀，年夜部門時光在一個中國漆的作坊里給紙煙盒、打火機的外殼做加工任務。第一次應用“OKA”這個筆名是在一次“自力沙龍”的展覽上，后來艾青的一些詩便用莪伽［58］這個筆名。在巴黎，艾青讀過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列夫等人的作品，常往看禁演影片《北上列車》《夏伯陽》等。他愛好“比利時年夜詩人凡爾哈倫的詩，它深入地提醒了本錢主義世界的年夜都會的無窮擴大和寬大鄉村瀕于幻滅的氣象”［59］。在巴黎時，艾青便“對生涯，對人世都很頑強地思慮著，緊跟著我的思慮，我在我的畫本和速寫簿上記下了我的生涯的警語”，“這些警語的性質，它們包含了對于本錢主義世界所顯露的一切牴觸：愛情、政治、經濟、文明、藝術……的牴觸以及對于反動的呼籲”［60］。“‘九·一八’事情以后，法國當局和侵華的japan(日本)帝國主義者告竣某種默契，致使留法的中國青年被輕視排斥，甚至欺侮。一次正在巴黎近郊寫生，有個法國人見了就說：‘中國人，你還在這里畫畫？你的國度快亡了。’”［61］“艾青在租房、應聘等各方面都碰到了艱苦。大眾場所不許講中國話，早點展呈現了一種又酥又軟的名叫‘chinois’的點心，顯明地欺侮中國人”［62］。1931年，艾青參加反帝年夜聯盟［63］西方支部。1932年1月16日，反帝年夜聯盟西方支部在法國巴黎圣約克街61號會議，艾青餐與加入了此次會議，并創作《匯合——西方部的匯合》。詩中刻畫了那時熱鬧的場景，并表達出對被搾取平易近族和休息者的同情和氣憤，以及對不受拘束束縛的等待。“他們——來自那西方，/japan(日本)，安南，中國，/他們——/虔愛著不受拘束，恨戰鬥……”［64］這首詩后來頒發于“左聯”刊物《斗極》，“這件大事，也使我開端從美術向文學變動位置，最后獻身于文學”［65］。由於經濟上的麻煩、那時法國殖平易近主義者的反華情感和平易近族輕視，以及中國留先生所受的平易近族辱沒，艾青“下決計回來”［66］。回國的路上，艾青創作了《當拂曉穿上了白衣》《陽光在遠處》《何處》等詩，“但歷來沒有想要當一個詩人”［67］。而在這一時代的詩歌中，艾青曾經表達出他對實際景況的關懷。以1932年2月26日寫于湄公河畔的《何處》為例，“在黑與黑之間，/疏的，密的，/無萬萬的燈光，/看吧，何處是：/永遠在掙扎的人世”［68］等詩句，即是以隱喻的伎倆轉達那時暗中的社會實際，傳遞出作者對戰鬥的警醒和對內陸內憂內亂的思慮。《通明的夜》創作于1932年10月9日。艾青曾提到這首詩寫好后，他給幾位畫畫的伴侶看，有伴侶說艾青的詩寫得好些。艾青便“撇開已學了五六年的繪畫，寫起詩來了。以后，我就一向為了挖掘人類的不幸，為了警醒人類的良知，而尋覓著說話，剔選著說話，發明著說話”［69］。
三 從繪畫到詩歌的改變
艾青是在牢獄中寫作《通明的夜》的。他曾提到使他從繪畫轉向詩的“要害是牢獄生涯。我借詩思慮，回想，控告，抗議”［70］。1932年7月12日，艾青被捕進獄，被關押在上海市法屬第二看管所。8月16日，艾青“被江蘇省高級法院第三分院刑事科以‘宣揚與三平易近主義不相容主義’‘迫害平易近國緊迫定罪法第六條、第十條、刑法第九條、第四十二條’為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六年”［71］，“關押在馬斯南路牢獄。艾青獄內的番號是P65504”［72］。春地畫會也被以為是“以迫害平易近國為目標而組織之集團”［73］。“迫害平易近國緊迫定罪法”是公民黨當局為強化統治，制止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文明和藝術運動，以“迫害平易近國”為罪名，來危害共產黨及愛公民主人士而公佈的特殊法［74］，即“以迫害平易近國為目標而組織集團或會議，或宣揚與三平易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75］。
關于那時的審訊，艾青曾回想說：“‘那時法庭上法官和陪審員一共是五小我……問：你是共產黨的頭頭吧？答：往你的，誰是共產黨的頭頭？問：那么，你是《人性報》的編緝吧？答：往你的，誰是《人性報》編緝？……那時江豐的母親出庭旁聽，她對他人說：這個青年立場可真硬。’”［76］而那時，上海市法屬第二看管所昏暗、濕潤，“艾青在獄中病得很重，人家扶著他到法庭受審的”［77］。盡管在惡劣的周遭的狀況和嚴重的肺病下，艾青仍然堅強地以詩來表達對政府的抗議——“我肺結核的熱花房呀。/繃紗布為芙蓉花”［78］。獄中一位留法的大夫天天給艾青注射。李又然堅持著與艾青的通訊，并不竭帶藥品往探監。1932年12月31日，魯迅日誌中記：“下戰書得介福、伽菁來信。”［79］江豐和艾青寫信給魯迅，內在的事務說是借書，實在是告知魯迅他們被捕。魯迅后來托人給江豐帶了一本珂勒惠支的畫冊［80］，激勵他們持續斗爭。“看管所一間屋子里住二十四小我”［81］，又熱又擠。艾青他們請求把房門翻開，成果不被答應。“于是他們就肇事，成果十一小我被提早從看管所轉押牢獄。他們用盡食斗爭［82］。“這是法國人的牢獄，公民黨也怕我們肇事。鬧一次就改良一次。蹲了一個時代，公民黨當局按規則，把我們轉進姑蘇檢查院”［83］。在牢獄中，艾青掉往了繪畫的前提，“就寫詩或譯詩”［84］，“我思慮得更多、回想得更多、群情得更多。”［85］
在獄中這段時光，艾青共創作詩二十九首，散文詩兩首。此中1933年在獄外出書物上公然頒發的有兩首——《蘆笛——留念故詩人阿波里內爾》［86］和《在路上——為接待愛人類的羅曼·羅蘭來中國而作》［87］。1934年頒發于《春景》的詩有《凝聽》《叫嚷》［88］《ORANGE》《監房的夜》《年夜堰河——我的保姆》。頒發于《詩歌月報》的詩有《古宅的訪問》《一個拿撒勒人的逝世》。頒發于《新語林》的散文詩有《船員煙斗》《灰色鵝絨庫》。《馬賽》《巴黎》均作于1933年。頒發于《古詩歌》的有《畫者的行吟——A YOW RON》《鐵窗里》。頒發于《古詩》的有《白叟》《雨的街》《我的季節》。頒發于《熱風》的有《小黑手》《九百個》［89］。頒發于《古代》的有《病監》《拂曉》《燈》《廣闊》《泡影》《路》《搏動》。頒發于《今世文學》的有《ADIEU》。這些詩年夜多由伴侶帶到牢獄外頒發，例如《年夜堰河——我的保姆》“‘是由lawyer 說話時帶出牢獄，寄給獄外伴侶送動身表的’；另據葉錦所記，‘后來要解到姑蘇往了，我就把《年夜堰河——我的保姆》《監房的夜》《叫嚷》《ORAGNE》等一束詩稿交給獄中的難友，托他出獄后帶給我的伴侶李又然，李把這些詩送到了《春景》雜志，就登出來了’”［90］。
還可以留意的是《春景》雜志的出書情形也映射著上海時局。1934年3月1日《春景》在上海創刊，5月1日出至第3期時便被公民黨當局查禁。魯迅曾說：“《春景》，并不怎么好——也不敢好，不準好——銷數卻還不錯，但年夜約未必長久。”“作者多系友人。”［91］魯迅曾把《春景》先容給伴侶，但“不敢好”和“不準好”轉達出他對局面的氣憤和無法。《春景》的撰稿人多為右翼作家，除艾青之外，還有郁達夫、徐懋庸等等。《春景》也曾倡議過關于“中國今朝為什么沒有巨大的作品發生？”［92］的會商。魯迅說道：“‘中國為什么沒有巨大文學發生？’我們聽過很多領導者的經驗了，但惋惜他們獨獨忘記了一方面的對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殘。”［93］1934年頭，公民黨政府查封提高書局，并明令制止多種書目。5月24日前后，上海美專黨組織的擔任人陳灼亭、朱明被捕。MK木刻研討會也因大都社員被捕而閉幕。MK木刻研討會一度是上海木刻活動的主要陣地，影響很年夜。魯迅屢次提到了它，并對其寄予很年夜的希冀。而上海的白色可怕使得右翼美術同盟的運動越來越艱苦，不少木刻青年或被捕，或逃離上海，或暗藏起來。1934年夏以后，美聯在上海的運動年夜幅度縮減，年夜大都運動都轉向地下，或許在其他右翼組織的引導下睜開運動。1935年1月4日，魯迅說：“至于上海，此刻已無木刻集團了。”［94］
在如許的局面以及“像棲息在波浪不停的天涯上”（《監房的夜》）的獄中景況下，艾青借助詩來轉達對公民黨政府的控告和對不受拘束生涯的尋求。《廣闊》經由過程“無垠的廣闊之底”的一顆星星，隱喻征途漫長遼遠。《路》中的“走過了路燈的/將又是暗中的路……”象征暗中生涯的冗長。《ORANGE》則展示出“桔子般的地球”的明麗和美妙。這一時代的詩歌表現出右翼美術不雅念中反動、抗爭、民眾化，以及與時期相連的特點。《白叟》中沒有對磨難屈從的白叟“白沫里濺出咒詛的花”。《年夜堰河——我的保姆》則是艾青“寫著賜與這不公平的世界的咒語”。《通明的夜》對伏貼于磨難年夜地的“泥色的臉”所表現出的性命力停止贊頌。胡風評價：“他用著開闊爽朗的音調唱出了新穎的氣力。”［95］《一個拿撒勒人的逝世》取材自圣經的故事，表達出對殘酷權勢的憤激和對麻煩者的祝願。《九百個》取材于陳勝、吳廣起義的故事，表達出對休息者的反水精力的贊頌。
艾青提到：“從實際生涯中多多吸取題材；從以後群眾的斗爭生涯中吸取題材。”［96］他也說道：“必定的情勢包括著必定的內在的事務。”［97］艾青的獄中詩節拍是淺顯的，具有散文美［98］的。這種“散文美”一方面表現為白話美，即年夜部門詩采用樸實、新穎、活躍的群眾說話，例如《九百個》中的“漁陽，/快到了吧？”便具有非格律化、生涯化的特色，在親熱的語調中吐露出天然樸素的美學氣味；另一方面表現為不受拘束體詩的情勢美，例如《年夜堰河——我的保姆》共14節，108行，詩無定節，節無定句。詩歌依據感情需求來設定構造，句型繁復，整齊參差。詩中含蘊著豐盛的細節描述，來表現年夜堰河的怨天尤人和詩人的深摯情感。寫實的內在的事務、樸素的用詞和白話化的說話，是與那時右翼美術不雅念中的“文藝民眾化”相照應的。
艾青的獄中詩也折射出法國粹習繪畫的經歷和精力體驗。《畫者的行吟》《古宅的訪問》《雨的街》《蘆笛》《巴黎》《我的季節》等都以巴黎這一古代都會文明的載體為抒懷對象。一方面，艾青在法國粹習繪畫時代遭到凡爾哈倫、蘭波、波德萊爾等的文學滋養，以及印象派繪畫重視光影和色塊并置的技法影響，并將其轉化為詩歌中詞塊騰躍性的組接，例如《巴黎》開篇便捕獲到拂曉、傍晚、午時、更闌的印象，而“輪子+輪子+輪子是跳動的讀點/汽笛+汽笛+汽笛是驚嘆號”等詩句，便以意象的并列和堆疊來營建時空的剎時感和視覺的沖擊感；另一方面，巴黎既是有著波西米亞氣質的審美對象，凝集著都會流浪者心坎的欣喜和憂郁，也充滿著電鈴、建筑物、留念碑、銅像等活氣而“健強”的文明符號，還好像“患了歇斯底里的漂亮的妓女”，融會著情色、貿易、罪行等多重冷淡而復雜的元素。牢獄里的艾青，既掌握著法都城市的藝術特性所帶來的奇特體驗，又帶著平易近族恥感和對受難者群體的關心審閱著“搶奪和抽剝的贓庫”。
艾青的詩學特性也激發一些右翼批駁家的會商。馮雪峰以為“法國象征派風味”，“給他很年夜的傷害損失，但總由于他的詩的實質，他的詩反應著鄉村青年和常識青年對農人民眾的誠摯的愛，使他一直不掉為詩人”［99］。胡風評價“他底歌老是‘我底歌’”［100］。周揚提到艾青詩歌帶有“常識分子氣”［101］。聞一多說：“明天需求艾青是為了我們進到田間。”［102］呂熒將艾青看作是“舊作風的綜合”［103］。他們在確定艾青詩歌中的藝術經歷和時期內在的同時，等待他能走一條更符合反動化的途徑。右翼詩歌的民眾化取向合適那時的汗青請求，而古代派的藝術元素則使艾青的詩歌防止概念化和教條化的偏頗，從而更具沾染力、實際性和前鋒性。
艾青曾自述：“我的作品證實了我的人生，我的經過的事況很明白：japan(日本)打進中國，我在巴黎呆不住了，國難當頭，匹夫有責，我回國了，餐與加入了右翼美聯。由於提高，反蔣，被捕進獄，一蹲就是幾年。”［104］艾青在美聯中的任務陣田主如果春地畫會，在春地畫展后艾青被捕。右翼美術同盟的經過的事況使艾青在詩中融進“文藝民眾化”的理念，并且表達出將古代的顏色和筆觸與反動敘事相聯合的前鋒認識。獄中的經過的事況使得艾青轉向詩歌創作。他將對實際的追蹤關心、對地盤的情感融聚于詩中，并將詩的情勢美與國民性的訴求相聯絡接觸。從一二·八事情后回國參加美聯，到獄中的創作，艾青在詩歌的時期感和詩藝的追隨中求得某種平衡。他的美術實行以及詩學創作分送朋友著類似的汗青氣氛和實際特質，折射出復雜而多樣的實際圖景。
注釋：
［1］吳泰昌：《親歷文壇五十年》，第164頁，江蘇文藝出書社2017年版。
［2］夏衍：《懶尋舊夢錄》，第174頁，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
［3］其成立的時光有幾種說法：一是1930年7月，拜見夏衍《懶尋舊夢錄》，第175頁；二是1930年8月，拜見馮夏熊《馮雪峰談左聯》，《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三是1930年夏秋之交，教學拜見于海《汗青的鑒戒》，《美術》1980年第4期。
［4］《最前鋒的美術團體 右翼美術同盟成立》，《紅旗日報》1930年9月1日，第3版。
［5］于海（1909—1991）曾任美聯黨團書記，1932年5月與艾青等人成立春地美術研討所，7月被捕，次年出獄。
［6］［8］于海：《汗青的鑒戒》，《美術》1980年第4期。
［7］1929年10月，中共中心宣揚部成立中心文明任務委員會，1930年10月成立中國右翼文明界總聯盟。
［9］《檢舉國聯詐騙 美聯之詳細表現》，《文藝消息》1931年10月5日，第2版。
［10］《美聯回生——戰勝各種客不雅的客觀的艱苦 于四月二日會議恢復組織》，《文藝消息》1932年4月11日，第2版。
［11］吳似鴻：《中國右翼美術家同盟運動片段》，《美術》1979年第6期。
［12］上海一八藝社在這時代被日軍炮火炸毀，部門社員離滬。留下的張眺、江豐等為“上海反帝年夜聯盟”引導的《反帝畫報》《大眾畫報》畫宣揚畫，停止反日宣揚任務。
［13］該協議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姑蘇、昆山一帶地域駐軍，而japan(日本)則可以在很多地域駐軍。
［14］［32］［33］［55］［59］［65］［67］艾青：《在汽笛的長叫聲中——〈艾青詩選〉自序》，《艾青選集》第3卷，第390—392頁，花山文藝出書社1991年版。
［15］陳卓坤：《三十年月的江豐》，見江豐：《江豐美術論集》，第420頁，國民美術出書社1983年版。
［16］［61］［71］艾青：《艾青選集》第5卷，第695頁，第694—695頁，第698頁。
［17］《藝術界的衰敗中 芳華美術家躍出》，《文藝消息》1935年第55期。
［18］ 指于海。
［19］《江豐談“一八藝社”和“春地畫會”》，見《魯迅研討材料》，上海師范年夜學編，第211頁，上海師范年夜學中文系，1978年。
［20］許幸之：《右翼美術家同盟成立前后》，見《中國會議室出租新興版畫活動五十年》，李樺、李樹聲等編，第138頁，遼寧美術出書社1981年版。
［21］《陽春年夜地 待爾勤耘：春地美術研討所，寬大的征求社員》，《文藝消息》1932年第57期。
［22］ 于海：《悼念魯迅師長教師》，《一八藝社留念集》，第17頁，國民美術出書社1981年版。
［23］［25］［73］楊匡漢、楊匡滿：《艾青創作五十年事歷》，《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3期。
［24］賀錫翔：《聊下魯迅與艾青的關系》，見《魯迅生日一百一十周年事念論文集》，留念魯迅生日一百一十周年學術會商會，上海，1991年9月。
［26］［31］［52］［54］［56］［70］［85］艾青：《母雞為什么下鴨蛋》，《艾青選集》第5卷，第252頁，第252頁，第250頁，第249頁，第250頁，第253頁，第253頁。
［27］《文藝消息》1932年6月13日第2版“逐日筆記”欄短訊。
［28］《最芳華的一頁》，《文藝消息》1932年第60期。
［29］［79］魯迅：《魯迅選集》第16卷，第316頁，第341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
［30］陳卓坤提到魯迅在此次展覽中“從長衫袋李掏出十五元鈔票，放在桌子上，我們請求他簽名，他說不用要了”。十五元鈔票以及沒有簽名，應為回想上的誤差。拜見陳卓坤《三十年月的江豐》，江豐：《江豐美術論集》，第420頁。
［34］王不雅泉：《魯迅美術系年》，第89頁，國民美術出書社1979年版。
［35］葉籟士：《回想語聯——三十年月的世界語和新文字活動》，《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
［36］［81］［82］［83］［84］周紅興：《艾青研討與拜訪記》，第348頁，第207頁，第207頁，第208頁，第207頁，文明藝共享會議室術出書社1991年版。
［37］莪伽：《烏脫里育》，《文藝消息》1932年6月6日，第5版。
［38］朝陽：《“農人戰鬥”與“織工暴亂”》，《文藝消息》1932年6月6日，第5版。
［39］違忌即洪違忌，是那時上海美專先生活動的引導人。
［40］違忌：《普羅美術家與作品》，《文藝消息》1932年6月6日，第5版。
［41］1929年6月由上海年夜江書展出書。
［42］1930年7月由上海光華書局出書。
［43］元燦：《第二次全japan(日本)‘普枚舉塔利亞美術博覽會’——將于今年十仲春一日至十五日舉辦》，《群眾月刊》1929年第1卷第5期。
［44］許幸之：《新興美術活動的義務》，《藝術》第1卷第1期，1930年3月。
［45］許幸之：《中國美術活動的瞻望》，《沙侖》第1期，1930年6月。
［46］沈葉沉：《比來世界美術活動的趨向——及站在Proletariate的態度上的批評》，《開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
［47］魯迅：《〈近代木刻全集〉附記》，《魯迅選集》第7卷，第338頁，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
［48］魯迅：《〈近代木刻全集〉（2）附記》，《魯迅選集》第7卷，第354頁。
［49］魯迅：《〈比亞茲萊畫選〉短序》，《魯迅選集》第7卷，第357頁。
［50］艾青：《沒有離別——懷江豐》，《國民日報》1982年10月25日，第8版。
［51］林鏞：《舊事的回想：悼念陳抱一》，見《古代美術家陳抱一》，陳瑞林編，第152頁，國民美術出書社1988年版。
［53］艾青：《略論中國的木刻》，《艾青選集》第5卷，第340頁。
［57］林風眠（1900—1991），1918年赴法留學，1921年進巴黎國立高級美術學院就讀，1926年回國任國立北平藝術專迷信校校長兼傳授，1928年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籌備國立藝術學院，并任首任院長。艾青在《黑色的詩——讀〈林風眠畫集〉》中，稱林風眠為“繪畫範疇中的抒懷詩人”。拜見《艾青選集》第2卷，第656頁。
［58］“莪伽”是“OKA”中文譯音的近似音。拜見丁國成、于叢楊、于勝《中國作家筆名探源》，第5頁，時期文藝出書社2010年版。
［60］［69］艾青：《我如何寫詩的》，《艾青選集》第3卷，第130頁，第131頁。
［62］［66］冬曉：《艾青談詩及長篇小說的新打算》，《開卷》（噴鼻港）1979年第2期。
［63］即“否決帝國主義年夜聯盟”，由巴比塞等人于1927年在布魯塞爾倡議。1929年7月，該組織樹立上海反帝年夜聯盟。隨后，全國樹立河北省反帝年夜聯盟、綏遠省反帝年夜聯盟等。
［64］莪伽：《匯合——西方部的匯合》，《斗極》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
［68］莪伽：《何處》，《古代（上海1932）》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
［72］徐家俊：《上海牢獄的宿世此生》，第214頁，上海社會迷信院出書社2014年版。
［74］特殊法是指特別的主體經特別法式而設定的為了保護特殊權益、與通俗法的規則不盡分歧的法令軌制。拜見公丕祥《中國的法制古代化》，第366—367頁，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版。
［75］謝振平易近：《中華平易近國立法史》（下），第1182—1183頁，河南國民出書社2016年版。
［76］拜見周紅興《艾青研討與拜訪記》，第352—353頁。
［77］李又然：《艾青——回想錄之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
［78］莪伽：《病監》，《古代（上海1932）》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
［80］魯迅日誌1933年12月26日誌載：“復倪風之信并寄《珂勒惠支版畫集》一本。”這本畫集即是寄給江豐、艾青的。拜見《魯迅選集》第16卷，第414頁。
［86］艾青：《蘆笛——留念故詩人阿波里內爾》，《古代》月刊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
［87］在《艾青選集》中，這首詩的寫作和頒發年月被誤編進1938年，而羅曼·羅蘭擬來華餐與加入反戰年夜會是1933年。拜見艾青《在路上——為接待愛人類的羅曼·羅蘭來中國而作》，《出書新聞》第15期，1933年7月1日。
［88］該詩作于1933年3月13日，由lawyer 沈鈞儒帶出牢獄交給李又然，李寄給《古代》月刊，未頒發，后莊啟東、方土著土偶辦《春景》月刊向李又然約稿，李將艾青牢獄詩稿奉上得以頒發。拜見艾青《叫嚷》，《春景》第1卷第1期創刊號，1934年3月。
［89］克阿：《九百個》，《熱風》第1卷第2期，1937年3月。該詩作于1933—1935年間。《九百個》是艾青獨一一次以克阿為筆名寫的長詩。那時他們由於肇事被“提早‘履行’——即由看管所轉押到牢獄。我了解事欠好，把寫好的長詩《九百個》交給江豐，叫他轉出往頒發”。拜見周紅興《艾青研討與拜訪記》，第207頁。
［90］艾青、宋連庠：《關于〈年夜堰河——我的保姆〉的通訊》，《語文進修》1984年第1期。
［91］［94］魯迅：《魯迅選集》第13卷，第98頁，第327—328頁。
［92］1934年3月，鄭伯奇在《春景》月刊創刊號上頒發《巨大的作品底請求》一文。隨后該刊第三期在《中國今朝為什么沒有巨大的作品發生？》的征文題下，註銷十五篇應征的文章。
［93］魯迅：《葉紫作〈豐產〉序》，《魯迅選集》第6卷，第228頁。
［95］［100］胡風：《吹蘆笛的詩人》，《文學》第8卷第1期，1937年2月。
［96］［97］艾青：《詩論》，《艾青選集》第3卷，第28頁，第28頁。
［98］艾青：《關于詩的散文美》，《艾青選集》第3卷，第461頁。
［99］ 孟辛：《論兩個詩人及詩的精力和情勢》，《文藝陣地》第4卷第10期，1940年3月。
［101］ 周揚：《詩人的常識分子氣》，《詩》第3卷第4期，1942年11月。
［102］ 聞一多：《艾青和田間》，《結合晚報》副刊《詩歌與音樂》第2號，1946年4月22日。
［103］呂熒：《人的花朵》，《呂熒文藝與美學論集》，第278頁，上海文藝出書社1984年版。
［104］高瑛：《我和艾青的故事》，第47—48頁，中國戲劇出書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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