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重讀經典 《孽海花》 曾樸
原題目：以掌故為小說——曾樸的《孽海花》與晚清平易近國的掌故之學
一
關于晚清小說，我們最熟習的一個說法——“晚清四年夜訓斥小說”，是從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而來。此書個人空間是他在北年夜的講稿，第一版于1926年。魯迅的文學涵養及咀嚼，以及對晚清小說的熟習，都令人信任，頗具威望性，被他回為“四年夜訓斥小說”的幾部作品，也都是在晚清很是有影響，后遂以“訓斥小說”之目而進進了文學史。
“訓斥”這個概念，在魯迅那里是從譏諷小說的頭緒而來，訓斥要比譏諷更重口胃一點，用魯迅的話說就是：
光緒庚子（一九○○）后，訓斥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哄（白蓮教，承平天堂，捻，回），亦屢挫于內奸（英，法，japan(日本)），細平易近曖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造，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強盛”尤請安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當局缺乏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檢舉伏躲，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大，并及風氣。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譏諷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躲鋒，甚且過火其辭，以應時人愛好，則其懷抱技巧之相往亦遠矣，故別謂之訓斥小說。其作者，則南亭亭長與我佛隱士名最著。[1]
魯迅在談訓斥小說時，無論是從主題，仍是寫風格格及技能上，重要指的是李伯元的《宦海現形記》和吳趼人的《二十年目擊之怪近況》。[2]這兩部小說都以“連綴口實”的方法檢舉宦海腐朽之弊惡，而又“辭氣浮露，筆無躲鋒”，達不到譏諷的藝術高度，故別謂之“訓斥”。說到訓斥，劉鶚的《老殘游記》“進犯仕宦之處亦多”，并首揭“贓官之惡”；曾樸的《孽海花》“寫那時達官名流樣子容貌，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年夜其詞，如凡訓斥小說通病”，得并列于魯迅所謂“訓斥小說”之“四年夜”。其他“以抉摘社會弊惡自命”的此類小說在晚清頗多，或流于“謗書”（不真正的），或“有嫚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墮為“內幕”。[3]
此后的晚清小說史敘事，一向將“四年夜訓斥小說”作為重要作品闡述，而學界則一向有研討者努力于辨析四書的分歧，指出《老殘游記》是政治小說（或文明小說），《孽海花》是汗青小說（或政治小說、風氣志小說等），盡管二書都有訓斥的成分，但真正惹人追蹤關心的，并不是訓斥宦海，而是還有地點，殊不宜以“訓斥”限之。比擬之下，魯迅對《孽海花》的評價，誤解尤多。[4]此后學界關于《孽海花》一書主題的會商，眾口紛紜，各具只眼，但揆之原作，卻又讓人感到此前諸說皆有未明與未盡之處。即以最能近之的“政治小說”、“汗青小說”、“社會小說”、“風氣志”等來標誌息爭讀《孽海花》，仍不如說曾樸撰寫此書，無論念頭仍是方法，都是“以掌故為小說”，來得更醒豁。從掌故進手，聯絡接觸晚清平易近國掌故之學的線索頭緒，可以作為解讀曾樸《孽海花》的一把鑰匙。
二
關于《孽海花》“以掌故為小說”的著作態度，曾樸自己在《孽海花》第一次結集出書時所附的《修正后要說的幾句話》里，有很清楚的表述。此書之作，并不起于曾樸，最後倡議此書并做了前幾次的，是金松岑。而金松岑所作，“過于留意主人，不外描述了一個奇突的妓女，略映帶些相干的時勢，充其量，能做成李噴鼻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滄桑艷》，已算頂好的成就了，並且照此寫來，只怕筆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傳記》的門路。”[5]可見，假如依著“孽海花”如許一個名妓傳奇的原型（或許說是類型）來描繪一個女性抽像，無論再寫得如何好，哪怕是可以媲美《海上花傳記》，亦非曾樸所愿。依曾樸之見，“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包容近三十年來的汗青，避往正面，專把些風趣的瑣聞逸聞，來襯托出年夜事的佈景，格式比擬的廓年夜。”是以，書中那些與金雯青傅彩云有關的文字，像皇家的婚姻史，宦海文人的聚首談資，所謂“一時文明經過歷程中的足印”，非但不是由於小說構造不敷緊湊的等閑翰墨，反而恰是作者真正的命意地點。
在此書出書后，一方面獲得了讀者極年夜的接待和確定，行銷不下五萬部；另一方面，也遭到了來改過文學專家胡適的批駁，以為其連綴短篇故事的構造，和關于孽報的描述，不是高超的小說家所為。胡適在二十年月是研討中國傳統小說的名家，他的批駁，在那時很受各方器重，也是以而有爭議。
曾樸在為本身的創作辯護的時辰，明白地說“我簡直把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零碎掌故，集中了拉扯著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條線上，表示我們的想象……”[6]而林紓以《孽海花》“鼓蕩民心”“描述名流狂態”對曾樸贊許有加時，曾樸又辯稱，那“不外附帶的意義，并不是他的主干。這書主干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年夜轉關，一方面文明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更，可驚可喜的景象，都在這一時代內飛也似的停止。我就想把這些景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前景和相聯絡接觸的一些細事，收攏在我筆頭的攝像機上，叫他天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示，印象上不啻目睹了年夜事的全景普通。”[7]
曾樸在這里所說的“避往正面”，專注于瑣聞逸聞，將“數十年所見所聞的零碎掌故”貫串于小說，合攏一些關于晚清政治變更和文明推移經過歷程中的“側影”、“前景”、“細事”的尋求，殊有別于固有的汗青演義小說，也分歧于譏諷訓斥的興趣，而與晚清以降士年夜夫文人講究掌故的風尚興趣一脈相通。是以，蔡元培說：“《孽海花》出書后,感到最配我的胃口了,他不單暗射的人物與軼事的多,為舞蹈教室疇前小說所沒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好笑的科學,也都依據那時的一種傳說,并非作者假造的。加以書中的人物,年夜半是我所見過的;書中的現實,年夜半是我所習聞的, 所以讀起來更風趣。”[8]而胡適以為《孽海花》“布局太牽強，資料太多，但適于札記之體（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類），而不得為佳小說也。”[9]也是以為曾樸的書，更近于掌故筆記，而非小說宏構。
胡適說《孽海花》只能算是二流小說，是把札記之體與小說體裁分辨開來的，對此不止是作者自己在改編增訂時特殊要為本身辯護幾句，就是在那時，也有讀者對胡適的說法不認為然，吳耀祺的《孽海花考據》可為例證：
近代小說家群推李（伯元）吳（趼人）而東亞病夫亦以《孽海花》享盛名。全書以名妓傅彩云為主，而同光兩代逸聞軼事，收羅無遺。描述名流習慣，如溫犀照渚，尤為極盡描摹，洵稗不雅中之上乘也。或有病其布局太牽強，資料太多，但適于札記之體，而不得為佳小說者。然杰作如《儒林外史》，隸事亦至夥，而布局之松懈，反較《孽海花》為甚。乃吳敬梓則奉為安徽第一年夜文豪，東亞病夫則貶為第二流小說家，其識見之謬，結論之偏，可以見矣。……[10]
這里的不合，概況看是對曾樸作為小說家好壞的評騭，但實在對于《孽海花》之收羅同光兩朝逸聞軼事，極盡描摹地描述了那時宦海文苑的名流習慣，是有共鳴的，不合在于：
一、“以筆記掌故為小說”，能否合于小說的敘事體裁？
二、這般離開小說主題（名妓傅彩云）而津津有味各類風聞軼事，能不克不及算是“佳小說”？
先說第一點，在清末平易近初，所謂小說的概念，合古今中外于一爐，實包括了良多種分歧的體裁款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對此有清楚的梳理：
小說之名，昔者見于莊周之云“飾小說以干縣令”，然案實在際，乃謂零碎之言，非道術地點，與后來所謂小說者固分歧。桓譚言“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不雅之辭。”始若與后之小說近似，然《莊子》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盡，那時亦多認為“短書不成用”，則此小說者，仍謂寓言異記，不本經傳，背于儒術者矣。后世眾說，彌復紛紛，今不具論，而征之史：緣自來結論藝文，本亦史官之職也。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大道，必有可不雅者焉，致遠恐泥。”是以正人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
明胡應麟以小說繁夥，家數滋多，于是綜核年夜凡，分為六類：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一曰針砭：《家訓》，《世范》，《懲惡》，《省心》之類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撮要》，以紀昀總其事，于小說別為三派，而所論列則襲舊志。……跡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論述雜事，其一記載異聞，其一綴緝瑣語也。唐宋而后，作者彌繁，中心誣謾掉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規勸，廣見聞，資考據者，亦錯出此中。
右三派者，校以胡應麟之所分，實止兩類，前一即雜錄，后二即志怪，第析敘事有條貫者為異聞，鈔錄細碎者為瑣語罷了。傳奇不著錄；叢談辯訂針砭三類則多改隸于雜家，小說范圍，至是乃稍整潔矣。然《山海經》《穆皇帝傳》又自是始退為小說，案語云，“《穆皇帝傳》舊皆進起居注類，……實則恍忽無征，又非《逸周書》之比，……認為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說家，義求其當，無庸以變古為嫌也。”于是小說之志怪類中又雜進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傳說之書。
至于宋之說書，元明之演義，自來風行平易近間，其書故當甚夥，而史志皆不錄。惟明王圻作《續文獻通考》，高儒作《百川書志》，皆收《三國志演義》及《水滸傳》，清初錢曾作《也是園書目》，亦有淺顯小說《三國志》等三種，宋人詞話《燈花婆婆》等十六種。[11]
可見“小說”在中文里的原義，本多出于道聽途說，而小說家與雜家，亦時分時合。至清末，中國傳統的小說，既有道傳奇、報告義的章回體，也有記言行、述佚聞的筆記體。則筆記可認為小說，當無疑義。可是，筆記之體，與從東方傳進的小說不雅念，有一年夜分歧之處，在于小說誇大虛擬，即其文學性，有別于史學的客不雅實證性；而筆記之記言行軼事，則重在有此一說，這種說法不出于作者的擬想，而是一種記載。
筆記之體，在補史之闕這條線索上，以其廣見聞，資考據，在晚清士年夜夫中逐步成長出一種有關于朝章國故的掌故之學，所謂掌故筆記之作，在清末文人留下的著作中可謂獨盛，于史學一門中，可謂是以附庸蔚為年夜不雅。
關于第二點，小說既然名為《孽海花》，如繩之以東方之“小說”不雅念，當然是應當對標《茶花女》或《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那樣的寫法，集中翰墨于對配角傅彩云的人物抽像的描繪，以其生平經過的事況與命運升沉為線索，寫出社會的廣度和人道的深度。這是成為一部“好小說”所不成缺乏的。而曾樸的《孽海花》，第一回是“楔子”（重要出自金松岑之手），第二回則開篇是從同治戊辰會試（1868年的科舉測試）說起，引出小說的男主人公——科舉狀元金雯青。小說前七回，都在寫宦海交游，作為本書配角的傅彩云，直到第八回才出面。而一開端，曾樸的《孽海花》一共只寫了二十回，傅彩云之進場，是有些晚了。假如說，此書重要是為了描繪男主人公金雯青，則為何曾樸原定要寫六十回的小說（終極完成了35回），卻在第二十四回，金雯青就已走到了人生的起點？假如從小說塑造典範人物這個效能上看，《孽海花》的小說構造設定，簡直不克不及算是宏構。可是，如許一部小說，在出書后惹起了這般之年夜的反應，可以或許讓讀者反復索隱，津津有味，不能自休，而為魯迅列為“晚清四年夜訓斥小說”，似乎又不克不及不認可，《孽海花》作為小說，實屬宏構。這種看似牴觸的處所，與晚清小說不雅念的斑駁混淆有關。
曾樸關于“珠花式”小說構造的自我辯護[12]，與其說是對《孽海花》小說構造之獨具匠心處的提點，不如說，是諳習法國文學的曾樸，對于小說“應有較為復雜的構造”這種小說不雅的認同。而在這部小說中，最能表現出他所說的“前后照顧”的處所，當屬第十五回，對傅彩云與瓦德西在德國即有過從這一段內在的事務的虛擬。[13]這一段本為后來庚子事情中，關于賽金花與瓦德西之傳奇關系的展墊，很惋惜，曾樸自己終其平生，也只把小說寫到了甲午前后，令讀者無緣看到這朵“珠花”在小說中完全的浮現。
蔡元培師長教師在《悲悼曾孟樸師長教師》一文中，婉言此書中傅彩云與晚清社會最有關系的舉措，“仍是拳匪之禍她在瓦德西眼前，勸不妄殺人，勸勿搗亂琉璃廠”，而曾樸“草擬時已在拳匪事情后七年，為什么不敘到庚子，而盡筆于‘青陽港好鳥離籠’的一回？”[14]蔡元培以不克不及起孟樸師長教師于地下詰問其由於憾，曾樸之子曾虛白代父親回應此問，則以曾樸自比“黔驢技窮”，至逝世未能完成此書，告于讀者。但這不是也恰好認可了，此書在構造上，有不敷完全的遺憾嗎？而一部構造并不完全的未完成之作，竟能這般“勝利”惹起讀者民眾的雅俗共賞，其真正進獻于晚清小說之處，當是別有地點了。
三
國人對于小說佳作，有一種特別的吹噓方法，就是補做續書，曾樸這部未完成的《孽海花》也不破例。曾樸身后，也重要有陸士諤的《新孽海花》和燕谷白叟（張鴻）的《續孽海花》。陸士諤襲用了曾樸他們六十回的回目，組成侵權，后來被毀版了[15]。張鴻則是曾樸同親好友，受曾樸之托而作續書。此書連接真美善本《孽海花》一至三十回，由三十一回續寫至六十回，仍以賽金花為線索，重要刻畫了清末戊戌變法和庚子事情兩年夜汗青事務，1941年在《中和月刊》二卷一期開端連載，后于1943年由真美善書店出書，翌年還重版過一次。“從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僅僅一年時光，《古今》就持續登載了10余篇切磋《孽海花》及《續孽海花》的文章，作者有紀果庵、冒鶴亭、瞿兌之、周黎庵、文載道等，此中除瞿兌之身處北京外，其別人都是那時滬、寧地域的文史掌故名家。”[16]
《續孽海花》一書的出書，可以讓我們加倍看清《孽海花》一書與晚清平易近國掌故學的關系。連載《續孽海花》的《中和月刊》和刊登相干議論《孽海花》文章的《古今》雜志，恰是1940年月京滬兩地掌故學家們運動的重要場合，焦點人物是瞿兌之、周黎庵、冒鶴亭、紀果庵等。
瞿兌之《關于<續孽海花>》一文，對曾樸《孽海花》一書的重要價值，明白定位于描述同光朝士之各種，以為書中描述名流狂態，雖云附帶而非主干，此點在書中“實為極出色之處”：
清季自光緒庚子之役以后，言論發舒，小說家也應時競起，大略以官場或社會為對象，若吳趼人李伯元劉鐵云之倫，家張一幟，各負盛名。其間曾孟樸氏以《孽海花》出而與世相見，藉名妓賽金花（傅彩云）為線索，演晚清史跡，妙于描摹，尤為個中俊彥。蓋師友淵源，門第雅故，習知同光京朝風度，名人道行。而藻思健筆，復能就各類材料，善于運化，用使五花八門，點染如意。所寫朝士之神態及辭吐，繪聲繪影，活潑真切，讀之覺老輩風騷，往人未遠，斯其最不足為奇者。并時諸家，實無其儔也。[17]
燕谷白叟（張鴻）的續書，雖也依曾樸之編製，寫戊戌、庚子中之人物軼事，頗可與史籍相表里，但文筆遠不如曾樸《孽海花》出色，也是一時讀者的公論。瞿兌之對此并不諱言，但以為續《孽海花》與續《紅樓夢》分歧。《紅樓夢》為騰空之作，續書者可見仁見智，自抒胸臆。而《孽海花》“明明以光緒初年至甲午間之朝局為佈景，為主題，是確切不成移易的事，那么就非一向寫到戊戌、庚子，或許竟至辛亥，不克不及算是全璧。所以《續孽海花》一書其實不成少。”張鴻此書，能不悖曾樸敘寫“年夜事的全景”之志，并時有可圈可點的處所，曾經是很可貴了。瞿兌之對《續孽海花》一書的刊行、出書、修訂，都頗費神力，功不成沒。他說“我為什么熱情于這部書呢？”：
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四次主要關頭都在我的平生經過的事況了。垂老而逢此地變天荒之世,撫今追昔,履霜堅冰,然后知光緒朝史事之關系主要。中國自宋以后，是士年夜夫的政治。士年夜夫政治可以說誤盡蒼生，可是沒有士年夜夫呢，更不知本日成何世界矣。即以光緒朝中而論，自相踐踏糟踏損壞的是士年夜夫，群情紛紛以致國事不定的也是士年夜夫。但是試想光緒初元，清流的糾彈顯貴,扦擊閹豎,培植法紀,排擠佞諛,是多麼理直氣壯,凜冽有賭氣。盡管念頭不盡純粹,盡管婉言不被采納。但是這種氣勢,是叫人有所顧忌的。國本所以不搖動,就靠在此。君主之威固然無所不極，君子之傾害亦無微不至，終感到士年夜夫的公論不克不及等閒扼殺，士年夜夫的成分不克不及等閒摧殘。不意戊戌一舉，把三百年不殺士的成憲打破。就滿清一姓來說，是不吝與全部士年夜夫為仇，這個仇結得太深，是無法修睦的了。就國是來說，是把障遏君子的壁壘打破了。年夜常人在政治組織中,必需有所畏,畏公論,畏法律王法公法,這是最好的。總不克不及告知人公論不用畏，法律王法公法不用畏。戊戌是使人不畏公論,庚子更是使人不畏法律王法公法。不得已倒有一樣,就是怕洋人。到了不畏本身的公論法律王法公法，而畏本國人，請問如何立國呢？（清季各小說所刻畫的都可以看出庚子以后的反常心思）辛亥以后,一切的改造總不克不及捉住中間。固然若干處所有些提高,總抵不外損壞之多並且年夜。這就是由于戊戌庚子所受的創太巨，痛太深了，我并不是說士年夜夫政治恢復起來就好了。宋以來的士年夜夫政治，到本日年夜約也就停止住了。正如封建政治到秦而停止一樣。可是今后的標的目的，應當死力將士年夜夫政治的害處洗刷干凈，而將此中利益保持扶植起來，認為立國之年夜本。
我們所要看的不是一朝的史事，而是這三十年中的公民心思的變遷。這便要從社會各方面來看，而亟需求一部好的小說了。《孽海花》是一部好書，續書比起前書來，當然還差一點，然后以之為椎輪年夜輅之始，或許后人可以有一部絕後勝利的作品，亦未可知。[18]
紀果庵也說：
余雖嗜史,而深惡野史。翻閱清史,殆小我之經歷表,官階表耳,其余特性,固無所刻畫, 即現實之肯縈,亦不愿明言。古人稱墓志碑銘,為諛墓之文,拆閱史乘,誠不知相往幾許。(《清史稿》尚不如《碑傳集》等所刊之文能盡勉強)所幸私人記錄,往往詳官書所不詳,紀野史所不紀。而數十年來,以時勢為佈景之說部,迭出不窮，此中緣飾固多，然亦必有其質地認為根核。吾人欲明晚清之社會，轉不如于此覘之。若《孽海花》，固其中佼佼者，續書恣縱，雖不逮正，惟于戊戌以來三十年之朝局，年夜致可以得一輪廓矣。[19]
可見瞿兌之、紀果庵等人，所重視于《續孽海花》的處所，在于其仍欲“以掌故為小說”，以見光緒一朝的士年夜夫談吐行事，而其小說藝術上與曾樸原作的相形見絀，也都在尚能“補史之闕”的考量下，獲得懂得、寬容和採取。
曾樸的《孽海花》以掌故為小說，在小說體裁上，是沿著《儒林外史》的門路，把固有的章回小說和筆記小說從情勢上買通。其對于人物事務之汗青佈景，持一種有別于野史的態度、角度和興趣，“專把些風趣的瑣聞逸聞，來襯托出年夜事的佈景”的寫法，也頗得《中和》、《古今》一班掌故學家的激賞，以為是此書最風趣味和價值的處所。這是一種對汗青的愛好，是以大都不認同魯迅“訓斥小說”之界說的讀者，會以為《孽海花》是一部汗青小說。而在關系晚清三十年間之政局的意義上，《孽海花》也經常被看做是一部政治小說。可是曾樸的本意，也不在于談政治，而是寫宦海佚聞（士林掌故），以見時期風會。故“以掌故為小說”，才是曾樸與四十年月的掌故家們別有會意之處。
關于掌故學之淵源, 瞿兌之以為它導源于現代野史與雜事的分途和筆記之體的鼓起, 而直接動因則為接濟新式治史文體的缺乏。他以為, 野史與雜史之分途, 由《三國志》啟其端, 而博采群書、引雜史進野史則由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起始。關于掌故學的用途，瞿兌之也是著眼于對汗青的記載：
人間一切事物都是跟著時光而變更不斷的，罷了經變更了的事物，往往如云煙之逝，要想追摹起來以供參考，就很不不難。汗青自己是不會留下記載的，假如不依附詳細的事物映寫上去，則所清楚的汗青不克不及真正的而對的。掌故學的感化就是把關于變更了的事物各種常識積聚貯存起來，以供給各類需求——特殊是汗青研討的需求。
在中國的史乘中，往往只看見興亡年夜事的記錄，或許官式的概況記載，而那時人們現實上是如何運動的，只要從其他的起源中才幹領會到。這就使得從事掌故學的人要負起相當重的義務了。[20]
瞿兌之等掌故學家比擬重視和誇大的，是掌故對史學的彌補感化，偏于“傳信”的史的興趣，而對小說中富于“傳奇”性的虛擬翰墨，則不太傷風。周黎庵說:“普通對《孽海花》說部有愛好的讀者,年夜都寄重心于配角賽金花,即十年前去世于故都的劉半農師長教師也是這般。而我們則否則,完整對于說部中的人物產生愛好。對于賽金花,不單沒有什么愛好,並且還要從各家的記錄中,指出原著人的荒誕,證實書中關于賽金花的各種風騷綺事,都不年夜靠得住。這當然是焚琴煮鶴的事,但為了一點胡適之所謂‘汗青考證癖’的存在,便顧不得很多了。”[21]紀果庵也說：“吾輩中年讀此書(《孽海花》),所喜者不在其文筆之周到瑰奇,而在所寫人物皆有實事可指,興衰俯仰,味乎堿酸之外,自與專留意賽金花之風騷放誕,而為之考索本領,有見仁見智之分也。”[22]這也是他們能對張鴻的《續孽海花》評價絕對較高的緣由。但小說究竟是小說，跟著時光的流逝，作為小說的《續孽海花》，已少少為人說起。這也從一個正面，闡明曾樸的《孽海花》雖以掌故為小說，也在小說藝術上到達了一種新高度。
這里有一個值得留意的處所，就是以《續孽海花》的出書為誘因，在這批掌故學者那里，將《孽海花》一書的讀者，分紅了“普通的讀者”和“我們”。這是個很有興趣思的界分。
“普通的讀者”，感愛好的是賽金花的傳奇出身，從妓女成為狀元夫人，又在丈夫逝世后再張艷幟，并在庚子事情中與德帥瓦德西有染，而于濁世中有保全國人性命財富之義舉。這是一個極富戲劇性的年夜開年夜合，年夜起年夜落的人生故事。雖取諸真人，而借助小說之虛擬的特權，曾樸筆下的賽金花（傅彩云），既是孽海之花，也是不受拘束之花。而“我們”感愛好的，倒是《孽海花》所寫各種有關晚贓官場士林的掌故，是“所寫人物皆有實事可指”。“我們”對那些“靠不住”的描述，不單不克不及觀賞，容忍度還很是低，對其荒誕之處，非要廣而告之而后快。《孽海花》一書在晚清出書后的不測走紅（曾樸稱之為“榮幸兒”），應當說跟同時知足了這兩類分歧興趣的讀者群有關。
掌故之學，本起于宦海（有關于朝章國故）。掌故與宦海的關系也值得分梳，好比職官軌制、風氣禮法、奇聞軼事，都是掌故學家津津有味的話題，而像升官圖之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掌故之學，雖有些不登年夜雅之堂，但感愛好的人也是不少。是以，談掌故也有雅俗之分。雅的部門是拼學問、見聞、佈景的，可以積聚小我在宦海及學術圈文壇的名譽，聚首宴請，談言微中，也不滿是附庸大雅的無聊應付。俗的部門，多是八卦和大道新聞，真假難辨，道聽途說，駭人聽聞，也是歷來有市場的。對掌故學家如瞿兌之、徐一士們而言，談掌故，既要辨真偽，也要別雅俗。真偽之辨，靠的是史學考據工夫，而雅俗之別，在愛好《孽海花》的讀者中，就是“我們”與“普通的讀者”之間的差別。
曾樸對《孽海花》的寫作和修正，前后跨著二十多年的時空，中心經過的事況了辛亥反動的改朝換代，臨終依然是未完成。1930年月後期，由於曾樸的改寫《孽海花》，而賽金花（傅彩云）也被媒體曝光尚在人世，而吸引過民眾獵奇的眼光。1930年月后期，又由於抗戰中“國防文學”的走紅，而有排練話劇《賽金花》的公同事件。這是《孽海花》的“普通的讀者”所追蹤關心的主題。1940年月，因張鴻《續孽海花》的連載和出書，而在京滬兩地，以《中和》和《古今》為中間，再次惹起有關賽金花史實的真偽之辨，則介入此中者重要是心系掌故之學的“我們”。那么，《孽海花》中，畢竟是靠著哪些情節或翰墨，深深俘獲了這些掌故學家的心呢？
掌故學在晚清很是風行，好比說“究心掌故”“諳習前朝掌故”，是對人孤陋寡聞的夸贊。有一種說法，以為清代文人這種對掌故之學的興趣，仍是從龔自珍開端的，“近數年來，士年夜夫誦史鑒，考掌故，大方論全國事，其風尚實定公然之。”[23]龔自珍本身也在其《己亥雜詩》中說：“掌故羅胸是國恩，小胥脫腕萬言存。他年金鐀如蒐采，來扣空山夜雨門。”[24]
掌故之學，在文史範疇有其奇特性。起首，掌故不承當巨大敘事，不承當認識形狀職責，不是野史，而是避開野史；其次，關于真正的性，掌故也是有點含混，掌故也是一種汗青記載，或許是真正的的，或許是風聞的，記載掌故的人不克不及包管這個說法是真正的的，只能包管有人如許說過。就像錢基博說王闿運的《錄祺祥故事》，是遜朝一年夜掌故文字。但此中關于肅順事之無干證之情節，可以言掌故而缺乏為信史。掌故之學，原來是野史的邊角料，于史學為附庸，其于晚清之蔚為年夜不雅，一方面當然有補于野史之闕，另一方面也不成防止地，摻雜了不少八卦和謊言的成分。這是由於掌故自己，是一種兼容真正的和傳說的體裁，有些傳說能夠是謊言，可是這種謊言已經傳佈過，卻又為一種現實，非為掌故學者所假造。在真正的與風聞之間，掌故這個體裁比擬有彈性，既可以記載一種謊言，也可以對此謊言做廓清和辨偽。
好比《孽海花》的盛行一時，即因賽金花之事，是晚清一年夜掌故。曾樸以掌故為小說，欲以此一年夜掌故為線索，貫串三十年中所見所聞之士年夜夫宦海之逸聞軼事（也都是各有原型的士林掌故），以見光緒朝的社會汗青變遷。故其雖為小說，卻以“真人真事”為一年夜特色，所敘無不有所出、有所本。此中，關于龔自珍的逝世，以及火燒圓明園的原由，都成為此后廣為傳播的說法，并惹起文史研討範疇中的專家如孟森、蘇雪林等人的撰文考據。可是即使是大師發明，非論是龔自珍與顧太清的隱情，仍是賽金花與瓦德西的艷遇，都并非如小說中所說的那樣，也無法厚責于作者，更不成能請求作者將其矯正。這究竟是小說，小說作者出于敘事技能的斟酌和對文學性的尋求，擁有在作品中虛擬的權利。“以掌故為小說”，實在也是在真正的與虛擬之間，找到一個靜態的均衡點，過于虛擬則為無稽之談，掉往了“真人真事”的號令力和吸引力；過于坐實則易流于無趣，也無以顯示作者在文學上的才幹和成就。像書中所涉之聚首宴請，席間之行酒令、臧否人物、拜祭先賢等排場，寫到細膩真切殊為不易。假如沒有現實生涯經歷，那些細節是想象不出來的。而必定要有過真正的生涯經過的事況，又敏感而富于文學的才幹，才幹膺此任。但以《孽海花》和《續孽海花》比擬，可見續書作者雖也有親睹親歷，所述也有其“補史”之價值，可是在有板有眼、活靈活現的文學才幹上，二者實不克不及相提并論。曾樸所謂“敘寫的精力”，使其《孽海花》在“以掌故為小說”之余，別有一種“文藝上之境界”[25]，這也是為什么金松岑推給曾樸往寫，而張鴻續書，雖責無旁貸而又力有不逮的處所。
張愛玲《憶胡適之》中說到《孽海花》：“有時辰聽我父親跟主人談“我們老太爺”，老是牽扯很多人名，不了解那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往了。我看了《孽海花》才覺得愛好起來，一問我父親，完整否定。后來又聞聲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成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感到那不外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于祖父此外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在集子里，本身往看好了！”我到書房往請教員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往一小我看。典故既多，人名有數，手札又都是些家常說。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漲，也看不出幕后工作。”“我幾下子一碰鼻，大要養成了個心思錯綜，一看到關于祖父的別史就頓時記得，一回進野史就毫無印象。”[26]由此也可見《孽海花》“以士林掌故為小說”，是曾樸對晚清小說進獻最年夜的處所，他的勝利之處，在于能較好天時用掌故體裁的彈性，和文學的虛擬權利。
四
《孽海花》一書的讀者，在有關于考證（龔自珍案、賽金花案）的處所，也可以分為涇渭清楚的“我們”和“普通的讀者”。這里的“我們”，重要是與作者同時期，而又有著與科舉測試相干的經過的事況或見聞的讀者，以及會對科舉測試之細節及周邊感愛好的文人雅士。這是一個絕對特別的人群，范圍要比嫻于掌故的舊文人圈子年夜，但又比津津有味于賽金花艷史，而無辨識史實才能的普通讀者圈子小。這個“我們”，是由受過傳統科舉教導的士年夜夫常識分子組成。跟著科舉制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廢止，此后一代一代的讀者，就越來越對《孽海花》中寫科舉的這部門內在的事務（包含狀元的發生、制藝的磋商、備考的文具、閱卷的經過歷程、磨勘的花絮等）無感了。此后的作者，也再難對阿誰“學而優則仕”的考場宦海，方方面面都能描述得這般細致進微、活潑可感。可以說，曾樸《孽海花》的奇特之處，因其“以士林掌故為小說”，還可以被當做一品種似于東方“學界小說”[27]的類型小說來看。
小說第二回開篇是從同治戊辰會試（1868年的科舉測試）說起，引出了小說男主人公，這一年的科考狀元金雯青（金鈞）。科舉測試是中國的文明特產，傳統唸書人最主要的前途和成績，都系于科舉測試的成敗。書里說狀元的傑出價值，“這是地球列國，只要唯一無二之中國方始有的；並且積三年出一個，要累代陰功積善，平生見色穩定，京中情面熟透，文章頌揚得體，剛剛合配。這叫做群仙魁首，皇帝弟子，一種貧賤聰慧，那蘇東坡、李太白還要退避三舍，況且英國的培根，法國的盧騷呢？……”[28]
狀元金雯青的原型實有其人，叫洪鈞(1839-1893)。小說按他的生平經過的事況來寫，卻不是要給他做列傳，而是借著他的考場折桂、宦海交游和宦跡所至，寫了良多晚清名流的軼事和鉅細事務的佚聞。這些人物皆有原型，工作也皆有所本，取之于士年夜夫口耳相傳的掌故，而非作者向壁虛擬。這也是為什么晚清文人士年夜夫對這本書尤其感愛好的處所：差未幾每小我都可以看出小說里的人物原型；考科舉、辦文會、吃花酒、談洋務，也都是他們熟聚會場地習的生涯內在的事務。《孽海花》等于是阿誰時期的士年夜夫文人群體的自我寫照，就像歐美學界小說中重要描述教員的傳授小說，其讀者群體以及評論者也是以高級教導體系體例中的學院中報酬主。
作為類型小說的“學界小說”，是有其專門研究門檻的。一個從未在年夜學里教過書的作家，很難寫好一個傳授的專門研究研討。可以說，專門研究性是“學界小說”的硬目標，以此為尺度劃出的“學界小說”的鴻溝，既限制了作者的多少數字，也限制了讀者的多少數字，使之成為一個小眾的範疇。明天的讀者再讀《孽海花》，對于此中談科舉的內在的事務，好比“雅聚園”的聊天，“含英社”的制藝，翰詹年夜考的調墨、挖補，就未必會感到多風趣。可是有過切身經過的事況的人，像蔡元培，就是由於“書中的人物，半是我所見過的，書中的現實，年夜半是我所習聞的，所以讀起來更風趣”，更由於背后有“影事”可據，還增添了讀者的索隱（八卦）興趣。而這種興趣，在普通讀者（后世讀者）那里，是難以懂得的。
《孽海花》里小樹屋那些更專門研究的話題，像研討邊境史地，議論今文經學，都是同光間的學術新潮水，清楚學術佈景的人讀來興趣盎然，別有會意；看不懂的人就不免味同嚼蠟，愛好索然。這也是此書讀者會分為“普通的讀者”和“我們”的一個主要緣由。
“學界小說”在歐美，基礎上被評論家以為是屬于譏諷小說的一類。這也可以從一個正面闡明，為什么魯迅會把《孽海花》看做“訓斥小說”的緣由。但曾樸筆下的宦海士林，與其說意在譏諷、訓斥，不如說更多的是借士林掌故中的妙聞軼事為士年夜夫寫照。如寫龔自珍和寶廷之事，都是這般。曾樸本身說，“這書主干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年夜轉關。一方面文明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更，可敬可喜的景象，都在這一時代內飛也似的停止。我就想把這些景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前景和相聯絡接觸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開麥拉上，叫他天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示，印象上不啻目睹了年夜事的全景普通。例如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寫雅聚園、含英社、讀瀛會、臥云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明經過歷程中的足印。全書敘寫的精力里，都自勉地蘊藉著這兩種意義。”[29]可見，以佚聞掌故的方法寫出這一時代文明的推移，恰是曾樸擬想中本書的主干之一（另一個是寫出政治的變更）。恰是出于這般甦醒自動的創作意圖，曾樸的《孽海花》才會在金雯青、傅彩云的情節主線之外，連綴很多的考場風尚和文人聚談，而成為一部讀者是以而分層（群）的“學界小說”。魯迅謂《儒林外史》“婉而多諷”，這實在也是“學界小說”的特徵之一，從《儒林外史》，到《孽海花》，再到《圍城》，這是中國文學中優良的“學界小說”的一個頭緒。經常有人會質疑，為什么《圍城》寫學界中人要用一副這般冷峻的筆調，將那些傳授們寫得這般不勝？殊不知，“學界小說”這品種型，自己就是與譏諷文學同志，而與偉光正、高峻全的文學審美異趣。從這個角度解讀《孽海花》的話，我們可以對它在晚清作為一部“新小說”的特質有更深的熟悉。
作為學界小說，《孽海花》的作者全用掌故，哪怕像龔自珍之逝世、傅彩云與瓦德西的異國艷遇這種被學者專家證偽的情節，也不是出于作者虛擬，而是那時確有此一說。讀者考據也是依靠于掌故筆記的記錄，于是小說是借佳人才子故事為線索，來串聯晚清掌故；讀者則是一方面借小說所記之掌故擴展本身的見聞（八卦）視野，一方面又將本身所熟習的相干內在的事務，借著考據本領的話題而以談掌故的情勢介入出來，配合組成一個現實與風聞真假響應，作者與讀者商討商議的文學場域。這是學界小說的類型化特色，非學界中人既不感愛好（對專門研究方面的工具不感愛好，只出于獵奇，獵奇），也插不上話，學界中人卻以指責專門研究方面的忽略，和書中人物原型為樂趣。
五
與《儒林外史》和《圍城》分歧的是，《孽海花》的讀者中有很年夜一部門是沖著賽金花的傳怪傑生故事而來的。這部《孽海花》本不是由曾樸倡議，而是金松岑先寫了六回，并頒發了兩回。曾樸接過此書，純屬人緣偶合。而曾樸也借此書，抒寫了他在男女感情方面的一些感觸。本書從線索上看，是一部佳人才子小說的題材。年青貌美的名妓嫁給了風騷儒雅的狀元，這在傳統的佳人才子小說中，可謂是修成正果。可是，既然是以真人真事為原型，曾樸的《孽海花》自寫到傅彩云在金雯青往世后，離開金家從頭掛牌做回妓女，曾經是離開甚至推翻了傳統的佳人才子小說類型，也可謂是“掃蕩名流佳麗之局”[30]，回向寫實主義，這也可視為曾樸“幻想改造中國文學”[31]的一個盡力。
固然小說不是為了表示名流佳麗的命運，可是這個狀德配名妓的組合仍是特殊不難吸引讀者眼球。彩云嫁給金雯青的時辰，只要十六歲，而金雯青曾經是48歲（30歲中狀元）。一個青樓男子可以或許嫁進狀元家里（第二房妾）曾經很榮幸了，正房太太還把鳳冠霞帔借給她，交際官丈夫攜她出任駐外年夜使，都對她夠好了，彩云是不是應當對得住這份好呢？固然出生青樓，在國外究竟是年夜使太太的成分，是不是應當固守最最少的禮制？而彩云倒是一路僭越出軌，從不用停，最后金雯青很年夜水平上是被她氣逝世的。如許一個女性，在傳統小說里就是《金瓶梅》里潘弓足那種腳色，淫蕩不忠，朱顏禍水，可是我們發明在《孽海花》里盡管曾樸寫到了傅彩云這些廢弛家聲、變節婚姻、玩弄情感的工作，但卻并沒有表示出特殊激烈的“訓斥”，他的立場是浮現，也有點不同意、感歎，可是沒有品德審訊。這一點在晚清就跟傳統舊小說的“勸善揚善”這種主流寫法判然有別了。《孽海花》里面塑造的傅彩云如許一個在傳統不雅念里以為是美人和禍水的女性，放在明天來看，卻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倒是晚清女性束縛的前驅，是新女性的代表。[32]她并未有興趣要成為自力自立的新女性，只不外生逢當時，加上特性聲張，她有聰慧心愛的一面，也有無恥甚至狡猾的一面。在金雯青如許的精英男性在晚清不竭沒落的時辰，傅彩云這個妓女出生的女性卻一路上升，與金雯青構成了光鮮的對照。
在傳統中國社會里，傅彩云作為一個青樓男子，可以說處于社會底層，固然年青貌美，也只不外是金雯青如許的男性的欲看對象，是個主動的腳色。她直到第八回才進場，並且盡管被納妾，在家庭里也沒什么位置。可是金雯青被指派為駐外公使，這給了彩云一個機遇，完成了一系列的成分跨越（僭越）。先是穿上正室的鳳冠霞帔，以年夜使夫人的成分伴隨金雯青出使列國。傳統的宗法社會是品級威嚴的，妻和妾位置原來很懸殊，在家里的話語權完整分歧。就算嫁進狀元家，從妾到妻普通也是不成能的，可是彩云居然獲得了。從女性取得權利的角度說，這得算是很年夜的勝利。而彩云也捉住了這個機遇，在德國以年夜使夫人的臉孔呈現。
除了成分，彩云還有一年夜跨越，直接跨過了狀元金雯青，就是在船上跟夏雅麗學會了德語。在晚贓官場和社會中，洋務是一個熱門話題，那說話才能就顯得尤其主要。金雯青固然貴為狀元，作為年夜使出行，他卻欠亨外語，而彩云年青，聰慧勤學，很快把握了說話，使得她在國外生涯得甕中之鱉。在她隨金雯青出使國外的這段時光里，人緣偶合，使得傅彩云完成了多重跨越，活成了人生贏家。這些跨越，包含成分的跨越，說話的跨越和空間上由內而外（出國）的跨越，從另一個角度看，都是對女性的束縛。就連她的不竭私通出軌，毫無傳統品德不雅念的束縛，換一個角度看，也是女性自我覺悟的一部門。魯迅的《傷逝》里的子君說：“我是我本身的。”這是新文明活動時的女性覺悟，而傅彩云可是比子君還早了二三十年。她疏忽傳統禮制和社會品德，率性盡情，驚世駭俗，反而活出了自我，成為晚清女性的傳怪傑物。
金雯青和傅彩云，一個是出發點最高的狀元，可是人生之路不竭落敗：考了狀元卻不清楚中國以外的世界，欠亨洋務，不會外語；研討《元史》，花了大批時光精神，卻買到假輿圖，差點讓國度遭遇國土喪失；娶了年青貌美的小妾，卻不克不及讓她真正愛上本身，忠誠于本身，不克不及束縛她不往出軌，這也是一個漢子不勝蒙受的掉敗。金雯青的沒落，實在不是小我意義上的，他是阿誰時期士年夜夫的一個代表和象征。就是說，這個時辰中國文明里面培育提拔出來的最優良的人才，都無法勝任朝廷的需求和交際的任務，這也是為什么從鴉片戰鬥到甲午戰鬥、再到庚子事情，中國會經過的事況連續串嚴重的掉利。
而與此同時，一個出發點最低的青樓男子，卻能在晚清的年夜變局中，完成了人生的跨越和不竭晉升：先是從青樓嫁進狀元之家，然后以妾身飾演正室，在赴歐洲的船上學會德語，介入下流社會的社交而取得中國第一美男的艷名，再到感情和身材的不竭出軌，最后丈夫逝世后，也能全身而退，重出江湖。小說中的傅彩云，不只不再是男性欲看的對象和玩物，反而差未幾是一個可以或許掌控本身的身材和命運的女中豪杰。在庚子事情中，更是哄傳其以本身和聯軍統帥的友誼而勸告不要草菅人命，在天子和太后都逃出北京的時辰，一個風塵男子卻以一己之力救助了北京的蒼生。絕對于金雯青的昏暗和沒落，彩云倒是光輝而勝利的，這是一個上升的人生軌跡。盡管她也是申明散亂，不是品德高貴的大師閨秀，卻也能白手起家，還通一些德語。我們不克不及不認可，在傅彩云身上曾經有了新女性的影子。
王德威曾在《潘弓足、賽金花、尹雪艷——中國小說世界中“禍水”外型的演化》[33]一文中，談到了賽金花這小我物抽像的特別性，從中國小說中“壞女人”外型的成長角度看，傅彩云這個典範的“蕩婦淫娃”，竟然全身而退，這一點是相當特別的。王德威猜測曾樸在處置洪鈞和賽金花的關系上，能夠沿用了法國風情戲劇的形式。而這一揣度被曾樸研討者以為不具有足夠的壓服力。[34]簡直，曾樸對二人關系的描述，重要仍是以記掌故為主，可是小說的後果溢出了掌故“補史之闕”的效能，而進進了文學塑造典範人物的空間，傅彩云成了晚清文學中一個唯一無二的女性抽像。
掌故學家高伯雨在他的《名妓賽金花的狀元丈夫》一文中感歎道：“……清代百多個狀元中，能講實學者不外數人，洪鈞是此中的一個。他的《元史譯文證補》，影響很年夜，出書后，工具洋研討元史的學者如法國的伯希和、漢比斯，德國的葛魯貝，蘇聯的郭真，japan(日本)的小林高四郎、白鳥庫吉，我國的汗青學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三君精于元史，陳寅恪還精曉蒙古文、德文）等人，無不案頭置有此書，以備參考。洪鈞早逝世賽金花四十多年，她的名字到本日還為人所知，但一代的史學家洪鈞，只為多數研討專門學問的人所稱述，而在普通人的行動上，他還要得力于賽金花，才被人搬上舞臺，寫進小說。他逝世后還要藉名妓之力，才幹在流俗生齒中傳名，這是洪狀元生前千萬料不到的。”[35]
《孽海花》本不是為了塑造晚清爽女性而作，其本意是寫“文明的推移”，也是為金雯青所代表的阿誰時期（同光年間）的文人士年夜夫（包含曾樸本身）的做一個自我寫照。在這方面，若以學界小說的專門研究性權衡，他也到達了簡直是無可替換的成績。盡管這般，《孽海花》的走紅仍是出人意表的，連曾樸自己也回之為“榮幸”。可是，傅彩云這個抽像（盡管曾樸并沒有寫到庚子事情），在《孽海花》里寫得活機動現、有血有肉，到了張鴻的《續孽海花》里，則變得慘白有力、臉孔不清，這也不是僅僅用文學才幹缺乏就可以或許說明的。在我看來，《孽海花》里的傅彩云之所以能寫得這般之好，跟曾樸自己對待男女關系的立場年夜有關系。
曾樸暮年，雖欲將《孽海花》續成完璧，卻覺心力交瘁，黔驢技窮，而未能完成。但他卻又有自傳體小說《魯男人》的創作，雖也是只留下一些斷章，倒是熟悉曾樸真正的感情的主要材料[36]。他的兒子曾虛白說他年青時在愛情上所受的創痛，是畢生無以補充的，直到五十多歲開辦真美善書店的時辰，借著《魯男人》第一部《戀》以小說的形狀，縱情宣露了出來。[37]在他1928 年5月25日的日誌里，他已經記載了其年少時的性空想與性體驗，以文學的筆調來描寫，細致而又勇敢。越日的日誌里則總結說：
我平生的學問工作，都受女性盡年夜的影響：
我的各種學問和文章，都在十四到十七歲，這三年半里面，筑好的基本，差未幾晝夜兼程的進步，睡覺吃飯全不在心，為什么如許用功呢？就為了T。……
我熱情科名，辛卯鄉試，在病中拼命往干，畢竟中了一個舉人，為了誰呢？為了要撫慰汪珊圓，我賢淑的妻。然后來悲觀名場，……也是為了汪珊圓的逝世，心灰意懶的緣故。
突然投身商界，冒險營絲業，致移居上海，絲業掉敗，又持續營書業，這是為誰呢？為的是繼妻沈噴鼻生，不甘居姑威之下，欲謀自力生涯故。……
離了上海，不愿家居，往辦引見，到浙江候補，過那權要生涯，為什么呢？就為和噴鼻生情感上起了裂紋，突然留戀了張采鸞，離開了家庭，往發明自力的生涯。
……
把我平生的經過的事況來看，從良知上說，非論好的壞的，簡直沒一事不受女性的影響。所以在人生里，女性的威望，的確巨大的如帝如天。此刻普通人總認為女性是男性的玩物，實在骨子里男性常不知不覺的做女性的奴隸。[38]
這是曾樸痛徹心扉的逼真感觸感染，也是曾樸兩性不雅的真正的寫照。與普通人的視女性為玩物分歧，曾樸從本身的經歷里領會到了女性的氣力，有時竟有年夜如帝天之感。這是曾樸為人的極端敏感之處，這“不知不覺的做女性的奴隸”的感嘆，在《孽海花》中的狀元金雯青身上，也有不少影跡可尋。無妨說，在金雯青身上，非論宦途所向，仍是感情所系，都有曾樸本身的影子。可以或許把晚清狀元金雯青寫得這般細膩進微，活潑可托，不是僅僅熟于晚清掌故就可以或許做到的，曾樸在這小我物身受騙有自我投射。也是以，我想在此勇敢地猜測一番——此書的終極未完成，或許與金雯青曾經逝世于第二十四回有關？小說后面的章節早已design好了，可是掉往了金雯青這個腳色，曾樸的自我也覺無處安置了。或許這就是他對寫完《孽海花》覺得意興衰退，而轉做自傳體小說《魯男人》的緣由之一？
《孽海花》最後頒發時，曾樸的簽名“東亞病夫”，也是耐人尋味的。“東亞病夫”本是外人對國人帶有輕視性的稱號，身為中國人，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曾樸如許，以病夫自命（作為一種疾病的隱喻，無妨對比一下魯迅《狂人日誌》里的“我”）。這個筆名，應當是有雙重寄義：一方面，曾樸是鴉片癮正人，體素孱羸，病夫于他，是人生的寫實；另一方面，東亞病夫，感到是尤其指涉男性的一個時期隱喻，這里面既有狀元。就曾樸的性別不雅念而言，給人一種年夜年夜超前于時期的感到。阿英在《晚清小說史》里面說《孽海花》“所表示的思惟，其提高是超出了那時一切被目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39]阿英意在說曾樸有“反動思惟”，曾虛白也愿意向此標的目的施展，可是作為一個被新文明活動推排成舊物的“老新黨”、舊文人，曾樸在政治上，是不曾特殊保守的。但他的小說，在男女關系的描述上，對于傳統的佳人才子小說，朱顏禍水類型，都是推翻性的，也可以說，是有反動性的。他筆下的傅彩云，是以成為晚清文學的女性畫廊中，一個獨具異彩的人物。同時，金雯青這個狀元的抽像，也是唯一無二，難以復制的。
六
從“五四”新文明活動以后的新文學態度，回看晚清小說，無論梁啟超倡導的“新小說”，共享會議室魯迅定名的“四年夜訓斥小說”，仍是舊文人筆下的鴛蝴派小說，都難免被回進了“舊文學”的堡壘。但若以“小說不雅”和“女性不雅”之新舊來權衡的話，曾樸的《孽海花》都是“新小說”而非“舊小說”。其“以掌故為小說”的文學實行，不只買通了章回體與筆記體的傳統小說款式，也能以東方文學的小說不雅念為參照，在清末平易近初的轉型期，適成為新舊文學的橋梁。《孽海花》寫了佳人才子，但不再是傳統佳人才子小說的寫法，而是其終結；寫晚清汗青，也不是汗青演義體，而有豐盛的生涯細節，是一種風氣志式的浮現；作為描摹宦海士林之小說佳作，不只在晚清小說中無出其右，至今也難乎為繼，從類型小說的角度，也可視為中國“學界小說”之前驅，上繼《儒林外史》，下開《圍城》，倘與歐美“學界小說”所描述的士林畫像及學術場域對比磨勘，更可知曾樸的《孽海花》有其不成磨滅的文學進獻。至于對曾樸這位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定位，仍是郁達夫說得較為確實:“中國新舊文學瓜代時期的這一道年夜橋梁,中國20世紀所發生的諸新文學作家中的一位最年夜的前驅者 。”[40]
注釋：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訓斥小說”
[2]《宦海現形記》“凡所論述，皆逢迎，鉆營，朦混，羅掘，排擠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情于作吏，及仕宦閨中之隱情。眉目既繁，角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無自序所謂‘蘊藉蘊釀’之實，殊缺乏看文木白叟后塵。況所網羅，又僅‘口實’，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宦海手法，本小異年夜同，匯為長編，即陳舊見解。”《二十年目擊之怪近況》則“以自號‘九逝世平生’者為線索，歷記二十年中所遇，所見，所聞六合間驚聽之事，綴為一書，始自童年，末無停止，雜集‘口實’，與《宦海現形記》同。而作者經過的事況較多，故所敘之族類亦較夥，官師士商，皆著于錄，網羅那時傳說而外，亦販舊作（如《鐘馗捉鬼傳》之類），認為消息。……惜描述掉之慌張，時或傷于溢惡，言違真正的，則動人之力頓微，終不外連篇‘口實’，僅足供閑散者說笑之資罷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3]拜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
[4]一是魯迅說庚子時“賽金花為聯軍統帥所暱”，是那時的訛傳；二是魯迅撰此書稿時只看到此書的前二十回，而曾樸此后曾有較年夜的增改，及撰述緣起本末等自述，是魯迅不曾見到的，
[5]曾樸《孽海花》附錄，311頁，岳麓書社，2014年版。
[6]曾樸《孽海花》，312頁。
[7]同上，313頁。
[8]蔡元培《悲悼曾孟樸師長教師》，蔡爬山編纂《孽海花與賽金花》，60頁，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年版。
[9]胡適1917年在《新青年》中與錢玄同通訊，見《胡適文存》第一集28頁，黃山書社1996年版。
[10]吳耀祺《孽海花考據》，《稅務專門黌舍季報》1923年第4卷第4期 ，62-96頁。
[11]拜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
[13]即使是這一段為曾樸所認可的虛擬情節，也不是全無來歷的。后文當論證之。
[14]蔡元培《悲悼曾孟樸師長教師》，蔡爬山編《孽海花與賽金花》60頁，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年。
[15]陸士諤的《新孽海花》連接小說林本《孽海花》一至二十回，自二十一回“背經歷庫丁蒙廷辱，通苞苴妃子受官笞”起，至六十二回“獨裁國終攖獨裁禍，不受拘束神還放不受拘束花”止，回目完整襲用曾樸、金松岑所訂的六十回回目，1912年9月由上海高聲圖書局出書，共四冊，后因涉訟毀版。
[16]符靜《從<孽海花><續孽海花>人物談看上海失守時代的掌故熱》，《湘潭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迷信版）》2009年第六期。
[17]瞿兌之《關于<續孽海花>》，《古今》半月刊，第32期。
[18]瞿兌之《<續孽海花>后序》，《古今》第32期。
[19]紀果庵《<續孽海花>人物談（下）》，《古今》第35期。
[20]瞿兌之《聽雨樓漫筆·序》，高伯雨《聽雨樓筆記》
[21]周黎庵:《記<孽海花>碩果僅存人物》,《古今》第42期。
[22]紀果庵《<續孽海花>人物談（下）》，《古今》第35期。
[23]朱杰勤之《龔定庵研討》謂此語出自張維屏，也有說此語出自程秉釗或魏源，都未見詳細出處，待查。
[24]龔自珍《己亥雜詩第十二首》
[25]瞿兌之《關于<續孽海花>》，《古今》半月刊，第32期。
[26]張愛玲《憶胡適之》https://site.douban.com/istarsea/widget/notes/329737/note/163596448/
[27]“學界小說”是歐美古代文學中一個相當主要的分支，斯諾的《巨匠》、金斯利·艾米斯的《榮幸的吉姆》、戴維·洛奇的《小世界》等是此中的代表。
[28]曾樸《孽海花》第二回，第4頁，上海古籍出書社，1979年版。
[29]曾樸《修正后要說的幾句話》，蔡爬山編《孽海花與賽金花》94頁。
[30]林紓在《孝女耐兒傳序》中評價狄更斯小說之語。
[31]胡適《追想曾孟樸師長教師》中說曾樸“是一個幻想改造中國文學的老文人”，《孽海花與賽金花》64頁。
[32]拜見胡櫻《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構成（1898-1918）》一書中的第一章《<孽海花>：一個跨界傳說》對傅彩云抽像的剖析，本節重要受胡櫻著作的啟示，并多采其說。江蘇國民出書社，2009年版。
[33]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式：汗青·小說·敘事》262頁，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
[34]見馬曉冬《曾樸：文明轉型期的翻譯家》246頁，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
[35]高伯雨《聽雨樓漫筆》151頁，遼寧教導出書社，1998年版。
[36]曾樸自己在日誌里說《魯男人》的“戀”，“寫感情處滿是真的”。見1928年5月25日日誌，《孽海花與賽金花》88頁。
[37]曾虛白《曾孟樸師長教師年譜》，《孽海花與賽金花》14頁。
[38]曾樸《病夫日誌》，《曾樸選集》第十卷，233頁，廣陵書社，2018年版。
[39]阿英《晚清小說史》，第22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80年版。
[40]郁達夫《記曾孟樸師長教師》，《孽海花與賽金花》70頁。
（作者單元：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
（轉錄發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大眾號）
搶先發佈留言